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基于发展逻辑通过资源下沉、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提高村庄内生动力，构建美丽乡村，促进城乡融合，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而做出的伟大战略部署，具有全局性、动态性和历史性等特征。乡镇领导干部作为战略性群体，其个人政治行为选择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及成效。 我国地域广阔，行政层级多，权力责任链条长，地方官员在常规机制内运作时常常面临着政治动员困难、资源整合能力不足与政策执行梗阻等困扰，由此在模糊政策执行中出现了“变通性执行”“选择性执行”等策略。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领导干部所面对的不再是模糊的执行政策，而是具体的工作任务和刚性的考核目标。同时，乡村振兴的紧迫性、必要性以及全面性促使乡镇领导干部逐步摆脱线性思维、静态思维与片面思维，与国家战略逻辑同频来思考乡村治理与发展。在任务具象化、目标刚性化以及战略全局化的作用下，基层官员秉持“合理方式追求结果最优化”的办事逻辑，在乡村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新型策略性行为。具体而言是指，乡镇领导干部在面对不稳定、不确定等难以通过常规化手段解决的状况时，借助非常规运作规避责任、转嫁压力和控制风险的一种技巧性行为。它集规避、转嫁与控制为一体，主要表现为灵活运用制度，通过非常规手段来完成振兴任务，创新性解决实际难题。 为全面详细了解策略性行为，本文主要围绕类型划分、形成原因、实践形态以及现实影响四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厘定核心概念，阐述理论基础。明确研究主体乡镇领导干部所包含的范围，指明研究对象策略性行为的核心内涵，明晰领导科学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行为决策理论的发展脉络，并说明其与本文的契合之处。其次，确定分析维度，划分行为类型。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对乡镇干部策略性行为所产生的独特影响，基于学理分析与Z镇领导干部的交流访谈，剖析乡镇领导干部策略性行为的出发点，得出以“成本—收益”为主导逻辑的任务环境和以“权力—责任”为主导逻辑的任务执行是影响策略性行为的主要因素。之后基于任务环境与任务执行两个维度搭建2X2框架图。在两两因素的结合下，将乡镇领导干部的策略性行为划分为试验型行为、象征型行为、竞争型行为和控制性行为四种类型。接着，深入行为内部，剖析生成原因。围绕乡镇特性、硬性条件以及领导心理三个层面探讨每种类型策略性行为的主要形成原因。其中，乡镇财政状况、空间地理位置以及信息获取意识是形成试验型行为的主要原因。乡镇工作压力、绩效考核制度以及避责观念是产生象征型行为的主要因素。乡镇人员构成、晋升方式以及人际关系是生成竞争型行为的主要元素。乡镇政权运作、项目责任制以及维稳心理是导致控制型行为的主要方面。再次，观察实践运作，明晰表现形态。从政治制度视角出发剖析各类型策略性行为行为形成原因，探讨特定制度影响下各类型行为的主要表现形态。得出科层制管理作用下试验型行为主要表现为“择强投入”；简约式治理模式下的象征型行为主要表现为“模糊回答”；晋升锦标赛影响下的竞争型行为主要表现为“量化工作”；强问责体制推动下的控制型行为主要表现为“抛弃利益”。最后，分析行为效果，总结现实影响。基于Z镇的实地观察与学理分析，发现策略性行为是把“双刃剑”，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灵活调度资源、盘活多元主体以及降低执行成本；消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农业布局失调、农村规划混乱以及官民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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