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国大革命的见证者，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建立在对英、法两国走向现代化国家历程的考察之上，是历史与时代发展的产物，但是其哲学保守的地方同样反映在国家哲学部分。黑格尔在承认市民社会独立性的同时，用理性国家的概念将其统摄、包含。在“实体即为主体”的原则之下，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法的最高体现，是自在自为的理性与自由的实现。马克思以现实世界的物质利益难题为切入点，颠倒了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论断。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神秘主义的国家观。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关于家庭与市民社会“从属于”并且“依存于”国家的论断，存在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因而是错误的。其次，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市民社会上升到国家的各种中介环节是充满了逻辑的神秘主义的论证方式。黑格尔用逻辑的先在性去论证思想的客观性，作为经验的事实成为了超越本身的神秘主义活动的结果。最后，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将国家权力的划分理解为国家理性的划分这一不足。马克思分别对代表单一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王权、行政权、立法权进行了批判，进一步将国家从抽象的理性的概念中拉下了神坛。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在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基础上，从逻辑学上的主谓颠倒到逻辑思辨中的中介调和，一步步拨开了黑格尔神秘主义国家观的面纱，并从唯心主义走向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在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本质的探索中，马克思将目光转向了决定理性国家的市民社会，进而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又以实体法为入口，在法的来源和本质方面坚定了法是“第二性的”，不是理性国家的意志；在价值论层面，他坚定地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上，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并坚持只有民主制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 随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颠倒，人的能动性和主体地位看似得以确立，但是此时马克思并没有完全脱离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对民主的认识还未超越资产阶级的立场，他没有意识到法国大革命所开辟的资本主义新世界的民主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也没有系统地阐述实现人民民主的现实力量与科学途径。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坚定了未来世界中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相统一的美好图景，并以市民社会为新的切口，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探索。 总之，在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研究中，我们始终能够看到马克思以解决时代难题为己任的担当。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其精神面貌受市场经济的影响，难免出现娱乐至上、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等问题。在对国家的认同中、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理解中，时常出现极端的言论和消极的思想。马克思对国家与自由问题的反思，对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及中国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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