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本研究将探讨局部晚期宫颈癌高剂量率三维近距离治疗中，在加速分割照射模式下，乌德勒支腔内联合组织间植入施源器在一次应用中连续两分次中的位置变化情况及其对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5月至2023年2月于我中心行EBRT联合加速分割近距离治疗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入组条件为ⅡA2、ⅡB、ⅢA、ⅢB、ⅢC、ⅣA期（2018FIGO分期）宫颈癌患者，均接受EBRT±同期含铂类化疗+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其中EBRT剂量44~50.4Gy，1.8~2Gy/f，近距离治疗采用MRI引导下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的近距离治疗方式，剂量分割为28Gy/4f。采用(GYN)GEC-ESTRO工作组推荐的宫颈癌三维近距离治疗剂量学参数。加速分割近距离治疗模式为1次施源器置入，治疗2分次，分次间隔大于12个小时。通过测量两分次治疗前影像中施源器的位置，确定分次间施源器移位数据。施源器沿轴向移动的距离作为乌德勒支施源器的移位数据。在原计划基础上，通过各通道的移位数据修改相应通道的offset来模拟移位计划。比较原计划和移位计划的HR-CTVD90、膀胱、直肠、乙状结肠、小肠D2cc及2Gy/分次等效生物剂量（EQD2）的变化。 结果： 共入组患者20人，40次施源器置入，共80个治疗计划。其中ⅡA2期2人、ⅡaB期4人、ⅢA期1人、ⅢB期2人、ⅢC期10人、ⅣA期1人。患者在第一次施源器植入中，两分次间腔内施源器的中位移位距离为1.0(四分位距（IQR）0.5～1.3)mm，正向移位占比85.0%，负向移位占比15.0%，最大移位距离为1.9mm；组织间插植针的中位移位距离为0.8(IQR-0.1～1.7)mm，正向移位占比81.9%，负向移位占比18.1%，最大移位为3.8mm。第二次施源器植入中，两分次间腔内施源器的中位移位距离为0.9（IQR-0.2～1.3）mm，正向移位占比80.0%，负向移位占比20.0%，最大移位距离为1.7mm；组织间插植针的中位移位距离为0.6(IQR-0.6～1.7)mm，正向移位占比71.4%，负向移位占比28.6%，最大移位距离为4.5mm。 原计划HR-CTVD90、膀胱D2cc，直肠D2cc，乙状结肠D2cc、小肠D2cc的物理剂量分别为7.51(IQR7.30～7.82)Gy、5.67(IQR5.01～6.07)Gy、3.67(IQR2.67～4.18)Gy、4.41(IQR3.94～4.69)Gy、4.15(IQR3.21～4.68)Gy，移位后计划分别为7.55(IQR7.26～7.69)Gy、5.60(IQR4.94～6.13)Gy、3.63(IQR2.63～4.10)Gy、4.40(IQR4.04～4.61)Gy、4.23(IQR3.26～4.67)Gy。移位前后膀胱D2cc，直肠D2cc，小肠D2cc剂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移位前后剂量变化中位数分别为-0.030(IQR-0.078～-0.008)Gy、-0.045(IQR-0.093～-0.005)Gy、0.045(IQR0.013～0.095)Gy；剂量变化百分比中位数分别为-0.60%(IQR-0.90%～-0.05%)、-1.41%(IQR-2.80%～-0.15%)、1.13%(IQR-0.29%～2.73%)，P值分别为0.033,0.029和0.023。HR-CTVD90和乙状结肠D2cc剂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原计划HR-CTVD90、膀胱D2cc，直肠D2cc，乙状结肠D2cc、小肠D2cc的EBRT+BT累积EQD2剂量分别为88.70(87.32～91.15)Gy、81.20(74.22～83.42)Gy、64.10(57.70～67.07)Gy、69.80(64.77～72.07)Gy、68.30(64.05～70.55)Gy，移位后计划分别为88.30(87.27～90.72)Gy、80.70(73.77～83.70)Gy、64.00(57.30～66.90)Gy、68.90(64.65～72.10)Gy、68.50(64.27～70.97)Gy。移位前后膀胱D2cc，直肠D2cc，小肠D2c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剂量变化中位数分别为-0.2(-0.4～-0.1)Gy、-0.1(-0.3～-0.1)Gy、0.1(0.0～0.3)Gy，P值分别为0.006,0.018和0.015。HR-CTVD90和乙状结肠D2cc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加速分割近距离治疗中，施源器的移位方向多以正向移位为主，剂量变化与移位方向相关，其中直肠剂量受施源器移位影响最大。 2.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加速分割近距离治疗，分次间施源器移位绝对距离有限，造成靶区及危及器官的绝对剂量和相对剂量变化较小，无需行二次计划设计，是一种安全可行的治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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