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早期新诗创作对白话这一语体的强调远远超出了对诗本体的关注，诗歌本体艺术建设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新诗在中国新文学中的价值定位，此时围绕“诗之为诗”进行诗艺探索的西方纯诗理论进入了中国诗学视野，以期排除新诗中的非诗因子，突出诗歌文体的特质。但是，中西诗学环境的差异导致了纯诗的价值移位，对于西方纯诗论者而言，纯诗作为诗歌的终极理想只具有理论意义，而中国纯诗论者基于规范新诗艺术秩序的需要，更倾向于从创作实践中获取新诗的艺术范本，从而扩展和强化了纯诗的实践意义。 在中国新诗史上，穆木天是纯诗论的先行者，他提出用“诗的思维术”来组织诗句，希望能从思想源头切断非诗化因子进入诗歌世界的路径，做到诗与散文的分界。不过，现实环境的挤压让穆木天转身投入到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潮流之中，纯诗理论建构的任务便移交到了梁宗岱手中。梁宗岱凭借着特殊的留法经历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素养，将西方纯诗理论与中国传统诗学融会贯通，真正建构起了具有民族色彩的中国纯诗理论体系。穆木天与梁宗岱的纯诗诗学将纯诗作为一种提升新诗艺术的方法论来解决新诗所面临的艺术缺失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新月派诗人与象征派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也围绕着纯诗的艺术目标开展了音节形式的探索与象征艺术的延伸，完成了对初期白话诗“散文化”倾向的反拨，但是他们的诗歌创作在后期阶段又面临着形式化和晦涩难懂的另一诗学难题。对此，梁宗岱进行了深刻的诗学反思，他倡导诗人对内生命的省察，以个人生命体验与诗境的相融来避免新诗创作流于形式化与程序化。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以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互证互融进入到了纯诗艺术的自觉创造阶段，中国的纯诗化写作最终表现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多元融合的特点，现代新诗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另外，李健吾基于现代派诗歌创作的批评实践也丰富了纯诗的现代性内容，扩大了纯诗的理论范畴。 能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绝不是西方文艺的复制品，中国纯诗诗学的本土化建构最终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两种诗学走向：其一是“现实、象征、玄学”相结合的传统诗学，它既继承了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又对新诗提出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其二是元诗诗学，它是通过语言本体与写作反思来处理诗与现实关系的一种应对策略。综合诗学与元诗诗学都对纯诗的实操性提供了方向指导。纯诗作为诗歌的一种理想境界，虽然存在着某种虚无性，但它在诗学讨论中维护着诗歌本体的价值与尊严，对中国现代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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