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翻译作为一项不同语言之间交流和沟通的人际实践活动，必然具有社会性。两位或多位译者合作翻译，是最富社会性的翻译实践。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与中国士儒合译西方科学著作，拉开了明清科技合译的序幕。受传教影响，当时的合译活动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清中后期，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自强求富。在此需求下，官办、私营的翻译馆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翻译内容从天文、数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逐渐拓展到政治制度、法律精义等社会科学。明清持续三百余年的科技合译活动留下的不只是一本本译作，还有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继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后，社会翻译学应运而生。它主要从社会学路径研究译者行为体通过翻译实践与社会结构发生的双向互动关系，揭示译者受动性与施动性并存的特点。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翻译，打破了翻译研究囿于探讨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规律的旧范式，从更宏观层面探索翻译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意义。 本研究主要借鉴皮耶尔?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场域、资本、惯习”等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用以考察明清科技合译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双向共变关系。一方面，从历时角度考察科技合译实践与社会各场域的共变过程发现，合译经历了初现、发展、兴盛、趋缓、复兴等发展阶段，其间合译主体、合译内容、合译语言也发生了更迭与演变。这些变化是合译者及其他行为体与社会各场域发生相互作用的外在表征。另一方面，通过考察合译活动对文化场域、教育场域、政治场域等社会主要场域的影响发现，合译实践的确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足见合译活动非凡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这些发现可以为中国文化外译提供经验借鉴。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