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一直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典型特征。在增长中波动，在波动中增长；在短期波动中实现调整，在调整中孕育了长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之间呈现了多种制约和互动关系。既有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大波动”，也有适速增长中的“大缓和”；既有方向经济紧缩性调控下的经济“软着陆”，也有经济收缩阶段的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还有宏观经济治理下的“跨周期”。于是，作为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波动率的关联性，已经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典型化特征。为此，本文将致力于从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政策理论等角度出发，对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和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展开系统分析和研究，并为未来15年经济增长处于合理运行区间提供对策建议。全文研究内容主要由下述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要研究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驱动特征，并划分总量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将高质量发展和循环发展注入到总量测度和约束当中。我们将从经济增长的总量驱动特征出发，根据我国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制约和平衡关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方式进行了综合和归纳，对于目前提出的“双循环”理论的历史根源和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入阐述。我国经济增长是从应对短缺和解决短缺开始的，这是经济增长“绝对收敛假说”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经过初期的绝对收敛阶段，我们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双重因素开始活跃，出现了经济增长的黄金阶段，也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双重驱动阶段”，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绩效明显。我国经济增长实现“软着陆”之后，宏观调控开始注重恢复适度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开始步入一个较长时期的“软扩张”阶段。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开始转变为“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并形成了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阶段”。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总量驱动特征出现了新的变化，出现了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的新格局。为此，我们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一种融合到总供给和总需求中的重要贴现和制约要素，提倡和描述高质量约束下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第二部分，主要描述我国经济增长过程的收敛性特征，并将各种类型的收敛性与经济增长阶段联系起来。我们将从经济增长收敛性假说角度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动力进行了论证和研究。本文利用多种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和经济增长动态特征展开测度和检验。我们的研究思路是采用多种经济增长模型，基于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性假说”、“条件收敛性假说”和“集团收敛性假说”，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进行描述和测度。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增长过程具有一定程度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和经济开放和激发的市场活力，导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假说”，并在这个阶段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快速起飞和追赶。这个期间的主要宏观经济特征是：经济高速增长和显著波动、总供给和总需求交替驱动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显著效应，宏观调控存在单一目标和短期目标。通过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我们证实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上述特征，并归纳和总结了这个期间的经济增长绩效，并总结了这个阶段经济增长波动率的主要成因，对“三驾马车”的驱动方式进行了总结，描述和分析了宏观调控中经济政策的主要效应。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波动态势，描述、估计和检验经济增长“大波动”、“大缓和”的态势和成因。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到二十一世纪，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增长速度经过了“大起大落”后，开始步入了持续和稳定的增长轨道。这个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特征为：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是经济波动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这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典型的“大缓和”阶段。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波动率之间的影响关系，一直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在经济“大波动”时期，经济波动率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了正向影响，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过程，此时的波动率正向影响在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国外净需求上都有所体现。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和相应的经济政策效应，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经济周期相依性和组合机制效应进行测度和检验。经过对我国上述经济增长阶段性划分、经济增长收敛性假说的检验，以及我国经济“大波动”和“大缓和”态势的测度，我们将对上述“典型化事实”的成因和影响进行论述。供给和需求总量之间的互动与约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机理、经济“大波动”和“大缓和”，这些都是与经济增长、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在这些事实成因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开始探讨这些经济增长过程中蕴含的重要事实，那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型经济长波态势。我们将创新性地将经济周期、经济波动、经济收敛、经济“大缓和”与宏观经济治理融合起来，注重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以当前宏观经济治理的趋势性和跨周期性等要求为基础，通过检测经济政策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提出宏观经济治理的工具选取和政策规则的制定方式和依据。 经过上述重要研究，全文取得的主要进展和主要创新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本文全面地测度了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约束条件，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的三阶段划分方式，利用经济增长模型测度了总供给和总需求驱动的强度和持续性。论文具体估计了上述三个阶段划分的理论基础和时点分界，并论述了上述三个阶段迁移的具体过程，分析和检验了这三个阶段中经济增长动态的均值过程和波动率过程，描述和检验了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周期形态，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这三个阶段的具体效应，检验发现了宏观调控模式及其效应对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缺口的条件，以及“混合型”驱动的新经济增长驱动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将高质量发展、循环畅通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等外部要求融入总供给和总需求当中，将融入高质量发展约束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管理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促使经济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双重驱动的有效经济增长模式。 第二，本文全面和系统地划分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收敛阶段，对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假说”、“条件收敛假说”和“集团收敛假说”进行了估计和检验。具体估计了这些经济增长收敛阶段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和经济增长态势。论文创新性地将经济增长收敛方式与经济周期波动阶段性和经济“大缓和”和“大波动”态势联系起来，发现“总供给单因素驱动”和经济周期“大波动”态势是“经济增长绝对收敛”的重要条件，此时经济政策往往具有紧缩色彩，适度的宏观调控具有降低风险和降低波动的效应；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关联性产生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如何在未来15年的经济运行中得到体现，这是宏观经济治理和保持未来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重要保障。 第三，本文测定和估计了经济增长过程的“大波动”和“大缓和”态势，这是基于长期角度和波动率角度对经济增长动态过程和经济周期波动机理的深入研究。本文利用“经济周期区制”和“经济政策区制”的时变测度，进行“双区制”划分，估计和判断两个“区制”之间的动态相依性。随后，本文继续利用“MS-DSGE模型”估计和检验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这为判断宏观经济调控的周期相依性提供了重要事实证据，进而佐证了宏观经济治理“逆周期”和“跨周期”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上述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DSGE模型”中固定参数假设，将经济变量关联性估计与检验拓展到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可以在不同经济环境下描述和分析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的设计原则、传导机制和实际效应。 第四，本文将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折射和转化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检验中，通过利用经济增长率的均值过程与波动率过程之间的“区制”关联效应，测度和检验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波动率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为此，我们采用了一些具有门限效应的经济增长模型，测度了经济波动率对经济增长率动态传导的“门限效应”，我们也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对波动率冲击对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动态传导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发现波动率冲击的传导过程具有显著的经济周期相依性，这样的经验证据对制定和实施具有逆周期和跨周期特征的宏观经济治理政策具有重要启示，同时也为在未来15年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提供了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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