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纳粹大屠杀的案发地远离美国大陆，也几乎没有美国人参与其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事件在美国人的意识中并没有逐渐消散，而是具有了更大的意义。作为美国乃至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影视媒体，好莱坞电影因其广泛的受众、极强的感染力以及丰富的信息储藏功能，成为了美国民众认知、理解大屠杀的重要媒介。所以，对好莱坞大屠杀电影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一窥大屠杀在美国文化中被传播和利用的过程。 论文主要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指出了选题意义和对象，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以及阐述了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二部分，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四章探讨了好莱坞与纳粹大屠杀复杂又矛盾的关系： 第一章主要揭示二战期间好莱坞对大屠杀的回避。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不愿批评纳粹主义的兴起。当时，好莱坞制作规范明确禁止对他国进行不公正描述，特别是在经济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好莱坞乃至美国社会都对欧洲犹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唯一的例外是卓别林独立出资制作的《大独裁者》。战争年代的电影大多聚焦于太平洋战场，倾向于展示美国民主如何不可避免地战胜法西斯。美国陆军信号部队拍摄的解放集中营的纪录片向美国大众揭露了纳粹暴行的恐怖真相，也为好莱坞大屠杀电影制作提供了持久素材。 第二章研究冷战初期好莱坞对大屠杀的关注。由于战后世界格局的革命性变化，“大屠杀沉默”很快降临到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好莱坞。这段时间，好莱坞不仅很少把纳粹暴行拍成电影，甚至连信号部队的镜头都被搁置了。正是电视节目《这是你的人生》找到了一种将大屠杀包装成大众消费的方式，好莱坞的“大屠杀沉默”将开始被打破。1959年史蒂文斯将《安妮·弗兰克日记》搬上大银幕，基于“观众不会遭受任何纳粹恐怖”的承诺，讲述了一个身处困境却乐观积极的“英雄”故事。《安妮·弗兰克日记》在吸引美国民众关注大屠杀，以及从更适宜美国社会理解的角度解读大屠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章探讨大屠杀话语在好莱坞的兴起。大屠杀话语的兴起不仅与冷战的松动有关，还与此时新出现的一些政治、社会、文化情况有关。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及其转播重新燃起了人们对大屠杀的兴趣。此背景下，《纽伦堡的审判》用虚构的法庭审判剧情探讨了正义的原则，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时，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深入发展，大屠杀日益成为衡量或比较其他灾难的既定标准，成为当代悲剧和不公的隐喻。《典当商》将大屠杀带到了美国哈莱姆区，反映的是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城市贫民的社会问题。可见，这一时期好莱坞对大屠杀的描述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它们处理的既是大屠杀事件本身，也是美国的社会环境。 第四章研究大屠杀记忆的好莱坞化。这一时期好莱坞大屠杀电影蓬勃发展。这一阶段再次由电视引导——迷你剧《大屠杀》的播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让新一代美国人看到了大屠杀真相，催生了大屠杀纪念浪潮，此后大屠杀“完全‘来到’了美国舞台”。同时，大屠杀幸存者作为权威目击者，吸引了美国公众的新兴趣,从《苏菲的选择》到《辛德勒的名单》都是好莱坞最受瞩目的作品，《辛德勒的名单》更是代表了“大众心目中优秀的大屠杀电影”。而正是好莱坞大屠杀电影的大受欢迎，引发了我们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第三部分，结论。主要概括了好莱坞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发展特点：1、大屠杀记忆的社会框架。2、灾难的普遍性隐喻。3、材料的准确性争议。面对长期以来好莱坞大屠杀电影准确性的争议，关键在于把握好事实与情绪的平衡，承担起教育和提醒世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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