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论文聚焦日本和平博物馆①，希望解决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尝试勾勒日本和平博物馆的全貌。迄今为止，我国学界还没有关于日本和平博物馆的综合性论述，现有成果大都局限于对特定展馆的个案研究。面对日本数量众多的和平博物馆，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梳理和细致分析。因为和平博物馆是战争遗产的重要典藏和展示窗口，对集体记忆的储存与传承非常重要。对战争亲历者来说它是“点醒器”或“提示器”，对战后世代来说它是“推进器”或“传承器”，是建构战争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那么，日本和平博物馆在战后70余年的时间里是如何发展起来并达到现有规模的？不同类型的展馆在描述和展示侵华战争②时出现的差异性策略和显著性特征是什么？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和受制因素又是什么？日本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在和平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行为选择”与“分化现象”？日本进步派人士与右翼势力围绕着侵略和加害展示的博弈对和平博物馆产生了哪些影响？正是上述关系到日本民众侵华战争认识和中日两国未来发展的诸多疑问驱使我们就“日本和平博物馆的侵华战争记忆”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 二是通过日本和平博物馆分析日本侵华战争的集体记忆问题。“以史为鉴”是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要想更好地发展两国关系，需要厘清日本侵华战争的集体记忆问题。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有两种表现形式：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关于战争的交往记忆是指战争亲历者将自己的战争体验分享给集体中的其他成员，然后再以沟通和互动的方式，形成大家对战争的共同回忆。这种依靠个体保障和交往体验建立起来的回忆空间，一般在三到四代人中延续。在交往记忆形成最为关键的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下，民众的战争集体记忆出现了偏差和扭曲，导致了“加害记忆”的回避与“受害记忆”的强化。随着战争亲历者的逝去，日本战后世代成为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战争”逐渐隐匿在人们的话题当中。此时，依靠口头流传的交往记忆将逐渐被集体记忆的另一种形式——文化记忆所取代。 文化记忆是指向群体起源的巩固根基式回忆，是非日常社会交往产生的，是以文化体系作为主体的具有传承性的集体回忆。日本和平博物馆中的文字、图像、历史遗留物、模型等媒介承载的战争集体记忆便属于文化记忆。因为它的展品经过了人为的选择，它的叙事表达着特定的信息，它的目的是为了文化意义的传承。日本和平博物馆通过展品和展示活动，将阶段性、支离破碎的个体记忆建构成永久性、不被遗忘的集体记忆，个体便可在这样的框架中定位自我，获得记忆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日本和平博物馆展现的是高度浓缩的历史和世界，这里的战争遗物和战争言说需要经过人工的“选择”与“编排”。那么，经过人为干预而形成的侵华战争记忆具有哪些特征？是否会延续交往记忆的“回避加害和强化受害”呢？这些记忆是持续的还是可变的？对日本民众的战争认识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梳理，有助于我们把握未来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和走向。 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对日本35家①博物馆进行了实地调研。根据调研结果，本论文将从国公立和民立的“身份差异”入手，阐释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在建构和储存侵华战争记忆时所采取的策略和呈现出来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日本国公立和平博物馆的“官方记忆”与民立和平博物馆的“反记忆”给民众侵华战争认识带来的影响。 本论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主体部分一共分为五章。 在第一章“日本人侵华战争记忆的双重危机”中，将从“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两个方面来考察。“人为因素”主要体现在“战争亲历者的选择性讲述”和“历史教育的缺失”，这是造成日本人侵华战争记忆危机的核心组件。“自然因素”包括“代际传承的断裂”和“交往记忆的消逝”，这是在历史车轮碾压下每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共通因素，是记忆的自然风化。 在第二章“日本和平博物馆的崛起”中，首先将梳理日本和平博物馆的发展历程、现状和阶层的确立；其次，分析日本和平博物馆的的记忆类型，阐释战争记忆风化大背景下，交往记忆向文化记忆的过渡和转变；再次，以“遗迹与遗物”、“文字”、“图像”三大记忆媒介为中心，论述日本和平博物馆的战争记忆储存器功能；最后，总结日本和平博物馆的类别化问题，从“身份差异”角度，提出日本国公立和平博物馆建构的是“官方记忆”，而民立和平博物馆建构的是民间“反记忆”。 在第三章“日本国公立和平博物馆的侵华战争记忆”中，将从“官方记忆”理论入手，解读日本国公立和平博物馆战争言说的三大受制因素：双标的历史政策、半官半民的社会团体、个体的平安无事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日本国公立和平博物馆对侵华战争记忆建构的三大策略：模糊性暗示、时间轴上的历史言说、战争性质的多重性建构。最后，以堺市和平与人权资料馆、大阪国际和平中心、长崎原爆资料馆等为例进行个案研究，通过上述博物馆的加害展示和撤展经过，分析日本政府、进步派人士和右翼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态度、立场和相互博弈后产生的结果。 在第四章“日本民立和平博物馆的侵华战争记忆”中，首先解读福柯的民间“反记忆”理论，并以“慰安妇”事件为例，分析“反记忆”建构过程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其次，梳理日本民立和平博物馆对侵华战争记忆的储存现状，阐释综合性展馆与主题性展馆的展示特征及其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建构的侵华战争记忆进行个案研究。最后，论述日本民立和平博物馆面临的资金与继承困境，并进一步分析该困境对博物馆运营、展示效果以及加害记忆传承的影响。 在第五章“日本和平博物馆对民众侵华战争认识的影响”中，首先阐释日本国公立和平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并进一步分析“官方记忆”对日本民众侵华战争认识的影响，主要包括“加害认识”的淡化、“侵略战争认识”的模糊化和战争无责任意识。其次，阐释日本民立和平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并进一步分析“反记忆”对民众侵华战争认识的影响，主要包括战争受害者向战争加害者的角色转换、对和平教育中“加害”缺失的反思以及对当前日本政界历史认识和右倾化问题的再思考。 “战争”这一客体的特殊性给民众这一主体的“战争认识”带来了不同于一般活动认识的复杂性。战争的原貌已经不能直接呈现在众人面前供其观察，以获得对战争性质的直接认识。人们只有通过对形式客体——史料的解读尽量地接近原本客体，即历史本体。在这一过程中，解读史料的主体即活在“当下”的人，他的历史记忆将随着“当下”的推进而不断被重构。尤其是日本战后世代，只能在文字、图片、影像中“邂逅”军国主义时代，这种“重获”过去终归是建筑在“外部回忆”，建筑在一些为了表现某种“想象”而采取行动的基础之上。当日本和平博物馆用技术手段“复制”历史事件时，其“复制性”看似让参观者觉得贴近事件本身，但在它里面“亲临越来越厉害地被代表亲临所取代”①。我们通过和平博物馆研究战争记忆，重点不是关注记忆标的——事件或行动，而是这些标的的残留印记以及这些印记怎样被留存的安排设计；重点不是研究记忆标的的本来面目，而是标的在时间长河中如何被解构、重建进而探究其意义；重点不仅在于标的记忆如何生发，更是在于这种记忆怎样被使用并影响当下和未来。 战争记忆常常呈现两种倾向：一是在尊重真实性基础上，“史实”被梳理、还原、建构，以此激活人们的记忆，再引入到当下的公共生活之中，促进人们形成正确的战争认识。二是为迎合受众的价值取向、接受习惯等，美化或选择性建构历史记忆，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形成错误的认知并在代际间传承。近年来，日本在侵略战争认识问题上出现倒退倾向，这种“倒退”与现有的社会文化资源背景下集体记忆的重构密不可分。本论文通过对日本和平博物馆侵华战争记忆问题的研究，分析人为建构的“放大受害、隐匿加害”的记忆扭曲过程，梳理日本社会历史流变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明确日本官方为强化民族自身根基建构集体记忆时的选择性倾向等问题，旨在为我国相关机构应对中日分歧上做出学术层面与实践层面的思考和应对。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