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宋神宗朝台谏群体在仁宗朝不断强调加强台谏事权的基调下呈现言事权大、与宰相抗衡的局面。为了新法的顺利推行，王安石与神宗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台谏的方法，赋予台谏官兼职便是其中之一。神宗朝台谏官员兼职现象非常普遍，其中以兼判国子监、司农寺最为突出。神宗朝以台谏官兼任国子监长官推动了三舍法的施行，这群官员可介入学生的入官，权力范围不限于国子监学校的管理。以台谏官兼任国子监长官，这种做法加强了对潜在政治参与者的思想控制，同时也增强对新法政治思想的高调灌输。以台谏身份同时判司农寺的官员，对新法的推行乃至司农寺的建制发挥了较大作用。他们利用司农寺这一平台，将台谏官的弹劾权与判寺权相结合，通过弹劾官员，审查案件，及时对相关机构做出制度上的调整，起到了捍卫新法，同时提高司农寺工作效率的作用。为深入了解神宗朝台谏官兼职时的具体表现，以李定为个案，探讨李定从入职御史台到后期以台谏官之身份兼任多职的仕途发展过程，并论述李定都对相关机构所做的相应调整。王安石罢相后，神宗延续了对台谏官多任兼职的做法，继续新法的推行。但后期神宗通过一系列手段将台谏与宰相分割，阻止两方亲密的配合，以元丰改制为契机，减少了台谏官兼任他职的可能性，以适应当下亲自主持新法的局面。元祐以来的台谏人事安排基本将王安石变法以来所延续的理路打破，不再给予台谏官繁重的兼职。司马光等人上台以来对台谏的重构，实质上与王安石的思想大相径庭。王安石利用台谏官兼任其他机构的长官，从而扩大己党之人对新法的监督与实施权力，体现出熙宁以来台谏重心逐渐从“言事”转向“监察”。司马光一系上台后首先强调恢复台谏之言事权，认为第一要务是“开言路”。后期关于台谏的人事安排，同样是以旧法派官员占据台谏，但更侧凸显台谏官在言事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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