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楚国是横跨春秋战国时期，且立足于“夷夏”之间的重要国家。它在其国家发展战略上选择了一条与当时中原国家所不同的道路：在保持着与中原政权密切交往的同时，却向位于中原以外的江、淮地区不断地开疆拓土。这使得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展现出锐意向东的发展势头。经过长期的扩张和开发，楚人最终将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河流域以及泗水、沂水流域等惯常被中原视为东夷、淮夷等族群聚居的江淮地区并入本国疆域。本文选择以楚国向东方发展过程中的疆域变迁作为研究切入点，从政治地理、族群融合等视角出发对楚国“东向”的具体过程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楚人的政治意识、文化意识、族群意识等问题进行综合探讨。 本文围绕楚国“东向”这个主题，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讨论。 第一章指出上博简《容成氏》篇中的“九州”具有偏重东方的特点。在《容成氏》篇的地理结构中，楚人将天下分成了“楚地”和“九州”两个部分，并将后者中的大半州数划定在东方地区，即黄河以南的江淮流域。这表明在楚人的政治地理思想中，他们更重视东方区域。《容成氏》篇的“九州”观与中原《禹贡》等文献中的“九州”观相异。在政治地理思想中重视东方这是因为楚人在长期实践后选择的一条游离于传统诸夏地理空间之外的国家发展道路。它塑造了楚人独特的政治、族群、文化意识。 第二章指出楚国“东向”起始的时间很早，并且整个过程是长期性和持续性的。从以都城为代表的核心区转移来看，楚国“东向”开始于楚文王时期，其标志是楚文王将都城迁至淮河流域的樊郢。继文王之后，楚庄王、楚惠王、楚简王都曾先后将都城迁到淮河流域。楚国“东向”是以江汉平原为起点并持续不断的向东方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受制于楚与中原之间的碰撞，楚国“东向”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发展，而是有着蜿蜒曲折的轨迹。它具体表现在楚国都城在江汉平原和淮河之间的来回迁徙。正是这种阻碍，不仅使楚国“东向”具有长期性、持续性的特征，也使楚人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其向东发展的意识。 第三章指出楚国的疆域发展与以其政治中心为代表的核心区变迁两者具有一致性，并且两者都呈现出持续不断向东发展的势头。在春秋时期，楚国疆域主要沿着淮河向东方发展。在战国前中期，楚人将都城从宜城平原向南迁至纪南城，并加强了对长江水道的利用。于是，在江汉平原南部形成了沿长江水道东、西分布的楚国城邑布局。同时，楚人也开始沿着长江向东发展。淮南地区作为楚国沿长江、淮河两条东向线路的交汇点，自战国中后期以来，楚人加强了对当地的开发。这为今后楚国都城迁都淮南寿春打下了基础。在战国晚期，楚国都城迁至陈地、寿春后，楚国疆域继续向东方的泗水、长江下游的方向发展。 第四章指出楚人在“东向”过程中建立起与中原之间二元并立的政治地理意识。在“东向”之前，楚人在政治上是属于中原文化区政治秩序系列。在“东向”开始之后，随着楚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楚人选择脱离中原政治秩序体系并寻求与中原政权并立的政治地位，由此树立起“抚征南海，训及诸夏”的政治意识。在国家发展中，楚人同时执行了北上争霸中原与东向开疆拓土的战略。因此，楚人在战国时期形成了不平衡的方位观：在将本国、本族群核心区视为具有天下意义的“地中”的同时，却在“四方”观念中只偏重于突出东方。 第五章指出楚国的族群融合是一条以政治权力为主导方式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整合之路。在春秋时期，楚人利用中原势力从江淮退出的时机，将大量江淮地区内的小国转化为己方附庸。之后，楚国凭借政治权力将小国的统治阶层和民众转换为楚国臣民，并逐步建立以“楚王”“楚国”为核心的政治认同。但是这些被并入楚国的当地族群依然长期保留着原有的祖先祭祀与族群记忆。楚国的族群融合方式比较依赖对当地族群的政治统治，而缺乏文化认同等软性手段。当楚人对当地的政治影响力减弱后，其与当地族群间的融合效果便会减弱。这种族群融合模式利于楚国在中原以外的江淮地区发展，却不利于楚人北进中原。 总之，从结果来看，“东向”战略的实施奠定了楚国在春秋战国“常强于诸侯”的南方大国地位。因此，“东向”进取战略是楚人选择的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东方趋向却使楚人将眼光紧盯着东方江淮流域。它使楚人满足于传统诸夏以南疆土的获取，难以形成覆盖诸夏整体疆域的全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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