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代灯具在中国古代灯具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汉代灯具类型相较战国秦朝时期更加丰富，铜、铁、玉、石、陶质的灯具都见出土。灯具作为人们生活生产必不可少的器具，除了基础的照明功能之外，在漫长的时间演进里被注入人群的审美认知，逐渐显露出深层的意识形态。形制和工艺制作复杂的多枝灯为汉代灯具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类器物自战国中期就已经出现，但直到东汉时期才在墓葬中形成一定规模，其数量远远低于同时期的豆形灯，但在异形灯具中多枝灯的数量却十分可观。考古材料已经显现出灯具在考古相关问题中的重要性，这样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讨论灯具与葬俗之间的关系。 本文所涉及的多枝灯材料时限于史学断代的两汉时期，空间范围在全国境内。通过对材料的梳理，本文分析讨论了汉代多枝灯的形制演变、区域特征、明器化趋势及其丧葬语境下的文化内涵，进而分析当时的社会环境、民间信仰。针对目前多枝灯研究缺少在动态视角探讨器物演变的现状，本文对汉代多枝灯进行考古类型学的型式划分，依据灯枝、灯座形态特征将汉代多枝灯划分为五类十二型，并结合墓葬随葬品信息建立年代框架，将汉代多枝灯演变划分出六期。 在本文建立的时空框架内可以观察到汉代多枝灯的流行区域在逐渐东移，在形制和装饰上同样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并由此产生了三个明显的地域分区。东汉时期多枝灯在渭河平原及伏牛山北部、海河平原、川西平原三个地理单元各自形成独特的型式和装饰风格，其背后深刻反映着不同地区人群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识。海河平原地区多枝灯深受渭河平原及伏牛山北部地区多枝灯形制和装饰的影响，但也在多枝灯演变进程中产生新的形制和区域特征，形成了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在东汉发达的升仙文化背景下，渭河平原及伏牛山北部地区和川西平原地区两地的多枝灯采用全然不同的形式表达着对升仙的渴望。 本文从多枝灯的器物形制切入，从动态视角把握多枝灯的演变趋势，以期剖析器物演变的推动因素。汉代多枝灯逐渐从铜质实用灯具向陶质明器转变，不仅在形制上缺乏实用性的考量，在装饰上也出现明器色彩浓厚的彩绘。可以说多枝灯的器型演变伴随着明器化的加重，而明器化趋势与汉代社会历史境况息息相关，反映着汉代丧葬文化和习俗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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