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现代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网络成瘾（Internetaddiction,IA）指的是个体无法控制地使用互联网（包括任何与网络相关的强迫行为)最终造成明显的痛苦和日常生活功能障碍。由于其患病率逐渐升高，且对个体学业、工作、家庭生活、人际关系、身心健康都会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并被发现与抑郁、焦虑、强迫症、冲动攻击、自杀等多种精神病理现象、昼夜节律及应激生活事件都存在显著相关，因而一度成为社会关注和心身健康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在近年国际上对疾病诊断分类标准的修订中，针对互联网过度使用密切相关的精神健康问题，只有网络游戏障碍(Internetgamingdisorder,IGD)得到了重点关注。如，在美国精神医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thefiftheditionofthe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DSM-5）中，IGD作为一种值得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是否能成为一种独立诊断单元的精神健康问题，被收录在附录三中，并拟定了明确的定义及诊断标准;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theeleventheditionof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Diseases，ICD-11)则将游戏障碍（Gamingdisorders）归类为“成瘾性行为所致障碍”中的一个诊断单元，并将其分类为“线上为主型”和“线下为主型”两个亚型。尽管DSM-5定义的IGD和ICD-11中的线上为主型游戏障碍的具体诊断标准条目有差异，但两者定义的核心内涵一致，均强调个体难以自控/成瘾性地过度投入网络（线上）游戏而导致显著的社会功能障碍。受到上述国际疾病诊断分类标准修订的引导性影响，近年来针对IGD的研究大量增加，但对IA的研究兴趣则明显下降。由于当前仍较少有IGD与其他精神病理综合征、昼夜节律及近期应激水平相关性的研究报道，更缺少将与这些因素的相关性在IA和IGD之间进行比较的研究，故本研究专门针对大学新生中IA及IGD及其与一系列精神病理综合征（躯体化症状、抑郁、焦虑、强迫、睡眠问题、偏执、精神病质、自杀风险）、昼夜节律及近期应激水平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并比较IA及IGD与这些因素的相关性程度差异，以期为后续的相关预防及诊治研究及策略制定提供依据。 方法： 邀请四川大学2019年全部在校本科新生（n=9157）参与在线调查。采用问卷星编辑及回收问卷，通过微信、QQ在新入学本科新生中各专业群组中在线发放问卷。在线问卷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信息（性别、年龄）、杨氏网络成瘾问卷(Young''s20-itemIATest，IAT)、网络游戏障碍量表(InternetGamingDisorderScale，IGDS)、患者健康问卷15条目躯体症状群量表(PatientHealthQuestionnaire-15,PHQ-15)、患者健康问卷9条目抑郁症状筛查量表(PatientHealthQuestionnaire-9,PHQ-9)、患者健康问卷7条目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AnxietyDisorderScale-7,GAD-7)、强迫症症状分类量表修订版(Obsessive-CompulsiveInventory-Revised,OCI-R)、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SleepQualityIndex,PSQI)、清晨型-夜晚型问卷(Morningness-Eveningnessquestionnaire，MEQ)、90项症状清单（SymptomChecklist90,SCL-90）的精神病质和偏执两个分量表、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uicidalBehaviorsQuestionnaire-Revised,SBQ-R)、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Self-RatingLifeEventsCheckList，ASLEC)，分别用来采集社会人口学、IA、IGD、躯体化症状、抑郁、焦虑、强迫、睡眠问题、睡眠昼夜节律类型、精神病质、偏执、自杀风险、近期应激水平方面的评估信息及数据。采用统计软件SPSS22.0，进行描述性统计、t/F检验(含事后比较)、卡方检验、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及Logistic回归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根据IAT及IGDS的得分将研究人群分为四组：A组：既无IA又无IGD;B组：有IGD无IA;C组：无IGD有IA;D组：既有IGD又有IA，比较分析这四类人群在除IAT及IGDS外的各量表平均得分及精神病理征及夜晚型睡眠昼夜节律检出率。 结果： 有7472人提交了完整的问卷相关部分内容（有效应答率81.4%），平均年龄为18岁，女性占46.85%。IA、IGD的检出率分别为8.86%及5.66%;有IGD但无IA的（B组）、无IGD但有IA（C组）、既有IGD又有IA（D组）的检出率分别为2.78%、5.98%和2.88%;躯体化症状、抑郁、焦虑、强迫、睡眠问题、偏执、精神病质及存在自杀风险的检出率分别为6.52%、7.87%、7.52%、8.26%、11.73%、1.31%、0.86%及18.88%，睡眠昼夜节律为清晨型、中间型、夜晚型的学生占比分别为2.25%、43.02%、54.73%。IAT评分与IGDS评分间存在显著性中度相关(r=0.49)。IAT评分及IA检出率均女性显著高于男性，而IGDS评分及IGD检出率则男性显著高于女性。IAT及IGDS评分、IA及IGD检出率与年龄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分别纳入各自变量及性别的线性回归模型显示，近期应激水平（生活事件评分）、被调查的各精神病理征及昼夜节律评分均与IAT及IGDS评分显著相关。其中，各因素与IAT的相关性均显著强于与IGDS的相关性（前者的相关系数b值显著大于后者）。检出IA及IGD者的各精神病理征评分及其检出率、昼夜节律评分及其夜晚型睡眠昼夜节律检出率、近期应激水平评分均分别显著高于未检出IA或未检出IGD者;在IA及IGD者间比较，前者的多数精神病理征（除睡眠问题以外）的评分、所有精神病理征及夜晚型睡眠昼夜节律的检出率、近期应激水平均显著高于后者。根据IAT及IGDS得分分类的四组人群中：PHQ-15及SBQ-R得分呈从C组、D组、B组到A组逐渐降低的趋势，但PHQ-15得分在A组及B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意义，SBQ-R得分在C组与D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意义;PHQ-9、GAD-7、OCI-R、PSQI、SCL-90偏执分量表、SCL-90精神病质分量表、ASLEC得分呈从D组、C组、B组到A组逐渐降低的趋势，但C组与D组间平均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意义。MEQ得分呈从A组、B组、C组到D组逐渐降低的趋势，但C组与D组间平均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意义。躯体化症状、焦虑及存在自杀风险的检出率呈从C组、D组、B组到A组逐渐降低的趋势，A组与C组、A组与D组、B组与C组间躯体化症状检出率有统计学显著性意义，焦虑、自杀风险的检出率在C组与D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意义。抑郁、强迫、睡眠问题、夜晚型睡眠昼夜节律、偏执及精神病质的检出率均呈从D组、C组、B组到A组逐渐降低的趋势，但抑郁、强迫、睡眠问题、夜晚型睡眠昼夜节律的检出率在C组与D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意义，偏执的检出率在A组与B组间、C组与D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意义，A组与C组、A组与D组、B组与D组间精神病质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意义。 结论： 一方面，本研究发现大学生IA、IGD、躯体化症状、抑郁、焦虑、强迫、睡眠质量问题、自杀风险都有不低的检出率，这些症状之间及其与应激生活事件及昼夜节律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可能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因此应该得到学校、社会及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IA及IGD的相关性仅为中度，并不强于他们分别与多种其它精神病理综合征间的相关性，而两者与近期应激水平、多维度精神病理征、昼夜节律的相关性也存在显著性差异，IA与这些因素的相关性普遍显著高于IGD，提示IA与IGD之间的差异可能更甚于以往的认识。这些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中重要性日益突显出的IA及IGD等网络使用密切相关的精神健康问题及其与其它精神病理现象间的关系之外，还为制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方向、预防及诊治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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