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我国检察机关全面推行“捕诉一体”改革，此次改革是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调整和职能整合，强化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促进“大控方”格局的构建，且是目前解决员额制下案多人少问题和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必然要求。但实践中“捕诉一体”的运行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这些问题，分析并寻找解决方法，才能不断完善我国的刑事审前程序，推进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本文由引言、正文、结语组成，正文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捕诉关系基本理论的研究。首先分析批捕权和公诉权的性质和特征，批捕权具有司法性而公诉权更具行政性，将这两项权力交由同一主体行使具有法理上的矛盾性。其次，介绍了目前域外捕诉关系的两种模式，即“捕诉合一”模式和“捕诉分离”模式，分析两种模式各自的优势和弊端，由此分析得出，在国际人权公约的影响下，由“捕诉合一”转向“捕诉分离”和彻底的“控审分离”是近代以来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最后，对我国捕诉模式的历史沿革进行考察，明确我国捕诉模式的发展经历了“捕诉合一”时期、“捕诉分离”时期，现在迈入了“捕诉一体”改革新时期。 第二部分是对我国“捕诉一体”办案模式运行现状的实证考察。通过对S省Q市人民检察院进行实地调研，明确Q市人民检察院“捕诉一体”的运行现状，包括具体的检察机关机构设置和运行情况，以及办案数据显示的“捕诉一体”改革前后案件的具体办理情况。再从调研数据中分析总结出我国目前“捕诉一体”改革取得的成效，包括诉讼效率的显著提高，案件质量的提高，更加重视人权保障以及检察介入引导侦查效果显著等。 第三部分是对我国“捕诉一体”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首先，办案检察官面临时间管理难题，要协调好审查逮捕案件和审查起诉案件的时间分配。其次，审查逮捕的诉讼化程度较低，具体来说，改革后批捕仍维持较高比率，逮捕标准和功能向公诉异化，检察人员批捕仍是以行政化审查为主，对羁押必要性审查重视程度不够。再次，检察介入引导侦查制度仍不完善，介入的案件类型较为局限、介入案件的诉讼效率没有提高、介入案件侦查监督效果并未提升等问题突出。此外，侦查监督不到位问题凸显，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率较低，介入引导侦查同步监督的刚性不足。最后，还有辩护律师的辩护空间被压缩，辩护效果得不到保障的问题。 第四部分是对目前我国实践中“捕诉一体”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措施。首先要加强检察官自身建设，提高其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业务水平，并完善检察官考核机制。其次，要完善审查逮捕的诉讼化模式，构建符合我国刑事司法实际的逮捕价值观，严格区别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标准和功能，积极探索优化羁押替代措施，着力构建羁押必要性审查诉讼化模式。再次，要健全检察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工作机制，要扩大介入案件的范围，促进检警达成共识并制度化，建立检警信息共享机制。此外，要强化侦查监督，建立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检察审查制度，检察引导侦查时注重同步监督，将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最后，要拓展审查逮捕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赋予辩护律师有限的阅卷权和在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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