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家庭消费率低的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许多研究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农村消费需求不足是主要原因。鉴于此，本文以农村家庭消费行为为研究主题，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视角出发，展开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决策对家庭消费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首先，利用具有代表性的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农村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现状和农村家庭消费和消费结构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对不同婚姻状况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进行比较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已婚女性是农村女性的主要群体，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农村女性劳动劳动参与率相近。对于已婚女性而言，劳动市场参与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比退出者更高，平均年龄更小，家中小孩数量更少，平均家庭收入更高，平均家庭消费也更高。对于就业的已婚女性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了过半的劳动者，且农村已婚女性的就业稳定性较差。其次，构建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消费和消费结构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会显著促进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时对家庭的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享受型消费具有不显著的正效应。为克服内生性，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估计。本文选取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其他已婚女性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作为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估计结果显示结论依然成立。通过更改变核心解释变量定义方式和替换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其结果依旧稳健。按照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不同城镇化水平、家中有无未婚男孩，考察已婚女性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最后，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增长性在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消费的过程中起到“部分地”中介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可以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农村收入水平入手。要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拓展农村居民就业空间，提高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农村家庭收入水平；为达到提升农村地区总体消费水平的长远目标，政府还应促进中低收入家庭已婚女性就业的长效机制。另外，政府应当注意到农村已婚女性对改善家庭消费结构和实现家庭消费升级的积极作用，将性别视角纳入到公共政策中，激发公共政策中的性别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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