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根据十九大报告精神，我国经济已然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在发展过程中我们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经济增长换挡、“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规模缩窄、疫情防控压力激增等）。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元，正是克服这些挑战的经济主体，因此若想保障经济高质量稳固增长，那么就必须要实现企业高质量生产水平提升，即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学术问题的主要大方向是：如何通过影响企业内外部环境，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目前学术界内，学者们纷纷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希望寄托于改良市场竞争结构和刺激企业技术创新两大层面。这种寄托虽把握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命脉，凸显出“市场竞争-技术创新-企业增长”的发展路径，但尚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因此，本文基于产业组织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高层梯队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拓宽延展了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和路径，从而形成本文的创新： 1.在研究变量选取上，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创新性引入企业融资约束和企业家精神两个变量，作为市场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重要中介路径。此外，为了使得研究更加贴合现实意义，本文还将政府补贴纳入到研究框架中，提出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三位一体”的全新研究视角，探寻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何种影响，以及政府因素的加入是否会改变原有市场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 2.在研究模型设计上，本文出于现实考虑，并未单纯地研究市场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单向因果关系，而是额外拓展研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市场竞争的反向因果模型。另外，市场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拓展性研究中本文将其设置成非线性模型。以上的模型设计均进一步提升了本文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 3.在研究方法选择上，本文积极追踪学术界前沿研究方法，将双边随机前沿模型、交互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等研究方法融入到主体和稳健性实证研究中，有力保障了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稳健性。 通过搭建严谨的理论框架，并采用丰富的计量模型对 2010-2021 年间样本的市场竞争、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中介效应方面。从总样本来看，市场激烈竞争能够直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就并行中介机制而言，市场激烈竞争一方面能够通过增强企业融资约束来间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会通过削弱企业家精神水平来间接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就链式中介机制而言，企业家精神会受到企业融资约束影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表现出显著部分中介效应，增强了市场激烈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效果。从异质样本来看，制造业企业和高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在市场竞争活力较差时会有利于自身生产率提升。而其他类型企业在市场竞争活力较强时会有利于自身生产率提升。 2.政府补贴效应方面。从总样本来看，政府补贴能够削弱市场垄断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二者净效应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显著正向激励作用。从异质样本来看，当企业所处市场竞争活力较强时，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二者净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正向促进作用将会减弱。 3.非线性关系方面。从总样本来看，市场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在市场竞争活力较强时会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市场竞争活力较弱时会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U 型”关系，在政府补贴水平较低时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在政府补贴水平较高时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产生正面影响。从异质样本来看，不同类型企业在市场竞争、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非线性曲线上的拐点有所差异。当企业所处市场竞争活力相对较强时，市场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曲线拐点将会相对左移，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曲线拐点同样会相对左移。 4.反向因果关系方面。从总样本来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市场竞争之间存在显著“U 型”关系，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低时会激发市场竞争活力，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时会抑制市场竞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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