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税收是一国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保障国家机构正常运转、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虽然税收在整体上是有偿的，最终用于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对于企业个体而言，纳税直接减少了经济利益的留存，导致企业避税的问题一直存在。近年来，我国在反避税领域不断发力，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推动税收征管数字化和智能化，与此同时也在不断填补税收政策存在的漏洞，在征管主体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其他制度安排与税收征管打好“组合拳”，进一步提高企业避税的边际成本，这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我国财政部于2016年印发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正式引入关键审计事项以提升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这为审计工作带来了更严格的要求，注册会计师不仅需要基于自身职业判断说明该事项为何是本期审计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事项”，还需说明实施了何种审计程序以支持审计结论。本文则基于这一政策的出台，研究审计制度变化对企业避税是否产生治理效应，能否作为税收征管的有效补充，从信息披露的视角研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如何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 目前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学者有关关键审计事项的研究尚处在发展阶段，部分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已有文献大多仍聚焦于检验政策实施的初衷（即是否带来了增量信息）以及这一政策对投资者、审计师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而从企业治理角度考察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带来的影响的文献较少，且很少有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企业避税的领域。基于此，本文以H股和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 2010-2019 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避税行为。首先，以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间的差额作为衡量企业避税的指标，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够有效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其次，进一步从融资约束和外部监督两个方面检验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避税行为的作用机制，验证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有效税收筹划理论等理论基础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最后，采用多种渠道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基于不同视角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丰富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本文关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企业避税的研究丰富了信息披露以及企业避税领域的文献，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提供了较为明确的证据，有利于相关部门拓展思路，加强税收政策和其他制度的协调和配合。最后本文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一是多领域制度安排多管齐下，共同减少企业避税行为；二是完善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三是加强对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监督与指导，保证政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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