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一大壮举，是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这一特殊情况下提出来的，也是我国对外开放工作中的重点。“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我国与沿线国家展开广泛的经贸合作，成功将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以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带去了实现复兴的巨大战略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使得欧亚非能够实现互联互通，各国逐渐打开国内市场，相互间加强电力、交通运输、通信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经济共同体建设成果显著，普惠于民。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吸引了大批研究者的目光，其中就包括倡议的政策效应，是否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然而现有研究重点多停留在沿线国家经济数量的增长，忽略了进一步对经济质量是否提升的探究。本文从我国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出发，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提升效应，分析这一过程的路径和结果，提出可能存在的问题，之后结合两缺口理论、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做出本文的假设推导，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设计。 本文以2003年至2019年“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综合评价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出发，研究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政策背景下对其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对倡议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其经济质量型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基准回归之后，本文又进行分时段回归，比较2013年前后核心解释变量OFDI系数的变化，证明倡议提出之后沿线国家经济依旧取得了质量的突破提升。之后，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改变样本量和变量替换等方法，以证明结果是稳健的。 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将沿线国按照是否中欧班列沿线国、是否亚投行成员、是否与我国签订自贸协定等标准进行划分，探讨我国OFDI对不同国家的差异化作用。从而证实中欧班列、亚投行、自贸协定签署等创新对促进倡议沿线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经济质量型增长的重要意义。在影响机制分析中，本文首先量化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基础设施评价指数进行测算，并将技术创新也纳入考察范围。研究发现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使得这些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基础设施更为完备可以支撑本国经济更好向上发展，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为国家产业结构转型注入动力，这些都为一国经济更好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最后，本文依据研究结论提出持续高质量推进倡议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重视亚投行和自贸协议的签订等促进沿线国经济发展的建议，为新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倡议更好服务各国人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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