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课题是对近代上海晚报音乐史料的梳理与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的新闻中心，上海在1840年至1949年间共出现过33份晚报，其中的音乐史料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上海城市音乐生活的历史面貌，对研究近代上海音乐史乃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都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由于1932年前出版的晚报目前多已散佚，因此本文暂不将其作为重点论述对象。 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晚报上的音乐史料见证了上海丰富多元的城市音乐生活。在艺术音乐方面，来华外籍音乐家和中国的学院音乐家利用上海这一平台，开展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艺术音乐活动.在“时代曲”方面，当时在沪上得到极大发展的歌舞团体和舞厅伴奏乐队，为时代曲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时代曲”在当时的音乐商业市场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救亡音乐方面，晚报音乐史料见证了当时上海作为三十年代中叶全国救亡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在口琴音乐方面，晚报上与之相关的音乐史料，印证了口琴音乐在大众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孤岛”时期，由于上海两大租界尚未被日军直接占领，因此租界内部依旧保有一定的自由度，包括救亡音乐在内的各类音乐活动都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下继续进行。在艺术音乐方面，继续留守于“孤岛”上海的专业音乐家保持了举办音乐会的习惯，并多以此作为手段践行慈善救济之举，为租界的难民带来了难得的温暖和帮助，彰显了专业音乐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救亡音乐方面，租界的爱国音乐家和市民大众从未忘却对“救亡”的呼吁与宣传,他们通过各种隐蔽的手段与途径，开展了各类的救亡音乐活动，在当时起到了宣传救亡，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作用.在“时代曲”方面，“时代曲”始终依托舞厅等各类娱乐场所进行传播，并在激烈的批驳中持续发展.1941年12月，日军进驻两大上海租界，上海进入沦陷时期.在日伪政府的管治下，一切具有救亡色彩的音乐活动均遭到取缔，原先发行于上海的各类报刊大都被迫停刊.晚报上零星出现的音乐史料，记录了这一时期日本音乐家及外侨音乐团体在沪举行相关演出活动，是日本人力图以”亲善”为名，行文化侵略之实的明证.抗战结束后，上海地区的音乐生活迎来了短暂的复苏.在艺术音乐方面，战后上海为来自各地的专业音乐家提供了音乐演出的平台，丰富多元的音乐会为各个阶层的市民大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在“时代曲”方面，这一时期的“时代曲”歌星以积极迎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姿态，开展了一系列演艺活动，以期获得官方的认可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此外，这一时期由李凌等“新音乐家”依托“新音乐社”作为平台，配合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开展的相关音乐活动亦时有出现，这些活动反映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峙和角力. 晚报上的音乐史料犹如近代上海城市音乐生活的一面镜子,它既见证了启蒙思想和救亡思潮对于上海音乐生活的影响，亦反映了 “娱乐”主题在上海城市音乐生活的始终贯穿.启蒙思想、救亡思潮和娱乐主题在近代上海城市音乐生活中的相互交织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场，为近代上海多元音乐文化的生成创造了独有的历史时空.晚报作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音乐生活的有机组成，其中的音乐史料对研究近代上海音乐史乃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都有着极高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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