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术界关于李斯与秦代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李斯个体研究与秦代文学的宏观研究上，并未将李斯创作与秦代社会的发展脉络结合考察，为本文李斯与秦代文学的研究留下空间。经多方面考察整理，李斯作品数量大致有43篇，与秦代其他宫廷文人相比，李斯作品数量占比大，文体种类多。本文在全面分析李斯与秦代文学的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以李斯作为秦代著名文字作者以及秦代著名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为切入点来分别研究秦代文学面貌与发展趋势。 一方面，李斯作为秦代著名的文字作者，其作品成为秦代文学的典型代表。论文前四章主要结合李斯作品创作与秦代发展脉络来进行划分，大致分为入秦前的李斯创作、秦王政时期的李斯创作、秦王朝建国及治国时期与李斯创作以及秦二世的衰微与李斯创作这四方面，并将不同时期的李斯作品按照不同的功能进行梳理，以期窥探李斯作品思想内容与秦代社会发展趋势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加之,由于学术界对李斯刻石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体阐释与分析方面，并未过多关注每篇刻石文本内容的撰写情况以及作品风格的呈现状况。因而，第五章专列一节从内容侧重不同、风格撰写不同以及展现文化整合趋势三个方面来探讨李斯刻石文阐释的差异性以及价值。由此可见，李斯作品按文体可分为上书之文、刻石之文以及奏议之文三大类，且具有明丽而动，文辞富赡;法家辞气，文辞疏壮以及事略意迳、文辞朴实的独特风格，充分显示了秦代文学的时代特征，成为秦代文学的典型代表。同时，李斯作品不仅借鉴战国策士之文的论辩技巧以及表达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李斯创作出华美富赡、动情入理的上书文以及记述简略、意味隽永的奏议文;还开创出一种秦代独有的刻石文体，对后代碑铭文、颂文等新文体的发展提供范例。以上两点均反映出李斯作品在写作风格以及文体价值方面的代表性。 另一方面，李斯作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参与秦代多项文化政策、文化思想的制定，对秦代文学还发挥过更加广泛的影响。因而，第六章主要针对李斯参与举行的五项文化活动出发，来挖掘李斯文化活动与秦代文学的深层关系。大致从李斯文化活动与秦代官方文学、秦代民间歌谣以及秦代出土文献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李斯与博士、儒生在政治制度层面“行分封”与“行郡县”的争持，在理论依据层面“师古”与“师今”的论辩以及在思想文化层面“禁私学”与“议焚书”的兴起，使得“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秦代官方文学在主流中促发展。而“反映现实，真情实感”的民间文学则在文化高压政策的冲击下明显呈现出夹缝中求生存的特点。同时，关于出土文献的考证，可以发现李斯文化政策在出土文献中的实施痕迹。例如:李斯推行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文化政策在地方官文书《为吏之道》中有所反映;且李斯推行“禁私学”的文化活动在法律文书《游士律》中有所涉及。以上两处材料均可进一步推断出李斯文化活动与秦代出土文献中的地方官文书及法律文书之间的紧密联系。 综上可知，本文从李斯作为秦代文字作者以及秦代政治家两方面加以考察，兼顾其双重身份来深入研究李斯撰写的作品以及李斯参与举行的文化活动对秦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两者缺一不可，共同影响秦代文学的创作风貌与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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