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在《驯悍记》中描写一段出人意料的婚姻的缔结，莎士比亚戏剧化地呈现了他所处时代的身份构建过程中性别所具有的表演性。现有的研究多从性别与身份的主题出发，在历史背景中解读莎翁的作品。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家与批评家们多是关注女性角色在男权社会的性别等级制度中是如何被迫服从的。这种以女性主义为视角进行的分析确实有助于理解文艺复兴文本中所蕴含的性别和权力关系的某些特征。 然而，这些批评往往倾向于性别建设的历史和政治方面，从而忽视了文本本身在身份构建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因此，在解读《驯悍记》这部充满戏剧性的喜剧时，将历史分析的方法与女性主义的观点相结合，对于揭示性别角色是如何构建的具有重要作用。在《驯悍记》中，无论男主人公还是女主人公，他们身份构建过程的焦虑都在各具特色的性别表演中得以戏剧化。因此，本研究结合文本与历史分析，通过分析性别角色是如何表演的，是什么促使主要人物产生表演性行为的，以及莎士比亚以何种方式使用戏剧作为手段，达到让观众对于驯悍情节中以性别焦虑为代表的身份焦虑背后，身份本身具有表演性这一事实保持警觉的目的。 因此，本文认为在身份构建过程中，悍妇通过充满表演性的行为成功将自己从一个处处违背社会规约的出格者，塑造成为了早期现代英国社会所推崇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在一个由彼特鲁乔这样一个驯悍者主导的社会中的女性焦虑。因此，随之而来的是作为代表权力主导者的彼特鲁乔，他必须将自己所面临的维护自身阶级地位的身份焦虑建立在解决悍妇的基础之上。然而，由于驯悍这一主题情节被架构在一个虚拟的戏中戏情节之中，戏外的斯赖仍旧只是一个经历过黄粱一梦的穷困潦倒之人。本研究则进一步认为，在各种人物的自我行动中，他们抑或伪装，抑或夸张的表演性行为呈现的是在早期现代男权社会中，其关于性别和阶级地位的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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