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年均10%的实际经济增长。但是自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步下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在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同时，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问题也越发突出，制约了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是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步下降的主要原因。 许多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解释跨国经济差距有重要的作用。传统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研究集中于研究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企业的生产率要小于另一个国家企业的生产率，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差异的存在。但是近年来，资源错配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许多研究从资源错配的角度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资源错配并不尝试解释国家之间或者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而是关注资源在微观企业之间的分配。如果资源不能有效的配置到高效率的企业，而是被低效率的企业所占用，那么经济中就存在着资源错配的问题，并且这种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退出障碍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常见，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着退出障碍的问题。企业进入与退出作为创造性毁灭的一部分，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的影响。低效率企业不断退出、高效率企业不断进入，资源从低效率到高效率企业的配置是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的保证。但是，如果有退出障碍存在，那么低效率企业无法退出市场，这会导致资源无法流向那些高效率的企业，从而造成资源错配，最终影响到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由于地方官员有动力通过给僵尸企业补贴和输血，来增加就业和地方财政收入，谋求政治晋升，地方政府竞争也会引发地方保护主义，因此退出障碍同样存在并且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的工作，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表示，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这些都说明，在中国，清理退出障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极为重要的工作。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当前我国在某些关键领域依旧存在被其他国家“卡脖子”的情况，这大大限制了中国在某些关键领域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新型举国体制意味着针对科技企业的产业政策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产业政策容易导致过多企业涌入被补贴的产业，如果其中的低效率企业在退出障碍下无法及时退出市场，那么短期虽然不明显，但在长期会逐渐累积而产生显著不利影响，影响到国家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目标的实现。 本文以退出障碍为探讨的核心，抓住中国新常态下长期存在的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问题，来探讨退出障碍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的理论机制。本文建立了包含企业进入与退出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等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并得到了量化的结果。退出障碍在长期会导致低效率企业不断累积，不仅仅会造成企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同样会阻碍新企业的进入，从而降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 文章总共分为六个章节，具体的结构安排及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本文的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系统的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退出障碍与僵尸企业等的文献，在此基础上找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为本文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第三章探讨了退出障碍对于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影响。本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进入与退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行政性退出障碍和补贴性退出障碍。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企业层面上的生产率，并用其校准了模型的参数，并且得到了定量的结果。模型的结果显示，如果将退出障碍移除，那么总和全要素生产率会提升9.29%。这种总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仅仅来自于存活企业之间的资源再配置，同时也来自于新企业进入的增加。 第四章则重点关注国有企业退出障碍的影响。本章将第三章的模型拓展为一个包含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两类企业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模型中，两类企业的技术都是异质性的，但只有私有企业可以自由的进入与退出，国有企业的进入被政府部门外生的决定。在模型中，引入了针对国企的退出障碍与补贴，从而考察其对于私有企业部门以及整体经济的影响。量化的结果显示，国有部门的退出障碍对全要素生产率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并且国有部门的退出障碍所带来的对于私人部门的扭曲产生了同等大小的不利影响。 在第五章，本文将两个重要的因素纳入到模型中予以考察。这两个因素分别是私有企业的金融约束与政府部门的生产性投资。在2008年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中，地方政府通过向银行借入债务而大幅增加了政府投资，而这些投资更偏向于国有企业，同时私有企业受限于金融约束，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大规模的加杠杆。这些问题最终都导致了2013年之后，国有企业中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本章将私有企业的金融约束与政府部门的生产性投资这两项因素加以考察，研究这些因素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除此之外，本章也研究了金融约束和退出障碍之间的交互作用。 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章总结了研究得到的结论，并基于这些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针对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的结论主要如下： 第一，退出障碍可以解释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资本产出比的上升、企业进入退出率的下降以及企业利润率下降等现象。退出障碍导致低效率企业长期在市场上生存，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导致总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这些低效率企业使用相对更多的资本，但仅仅生产了较低的产出，因此会导致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同时，低效率企业不退出导致新企业更难进入，从而企业进入退出率的下降。低效率企业大量存在，会导致整体业利润率下降。因此，消除经济中的退出障碍，促使资源流向更高效率的企业，有利于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 第二，国有部门的退出障碍对全要素生产率造成了显著的影响，但国企退出障碍所带来的对于私企的扭曲也同样重要。私有企业的自由进入条件有利于缓解国有企业退出障碍所造成的影响，因为在私有企业可以自由进入退出的条件下，国企退出障碍对于价格（工资）水平的影响都会被私企的自由进入退出所抵消。如果国企的退出障碍对于私企产生了扭曲效果，那么会造成更大的总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 第三，私有企业的金融约束对于整体经济效率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放松金融约束可以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率。在有国企退出障碍存在的情况下，减轻私企的金融约束对私企产出的提升要小于没有国企退出障碍存在的情况。同样的，有国企退出障碍存在的情况下，减轻私企的金融约束可以使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的更快，但是增加的数量却很有限。这意味着单纯靠放松私企金融约束没有办法消减国企退出障碍所造成的效率损失。 本文的创新点如下： 首先，在过往对于企业进入退出和总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研究中，绝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企业的进入成本，对于退出障碍的理论研究较少。而对于中国退出障碍和僵尸企业等问题的研究，又集中于实证的研究，主要探讨僵尸企业的形成、分布以及对非僵尸企业的负面影响。很少有研究能从宏观角度出发，来看退出障碍能否在宏观层面上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能否解释新常态下观察到的诸多经济现象。本文则尝试在这一方面做出理论上的贡献，探究了退出障碍如何导致低效率企业的累积和新进入企业的减少，并且最终影响到整体全要素生产率。 其次，现有文献虽然发现了中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但受限于数据等因素，绝大部分的研究并没有能够说明资源错配是否能够解释，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等问题。尽管经济进入新常态有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抓住新常态下广受关注的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问题，从退出障碍的角度出发，使用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来研究退出障碍造成资源错配的理论机制，并且得到量化的结果，来说明退出障碍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资本产出比上升、企业进入率下降以及企业利润增长率下降等问题。 最后，本文不仅仅分析了退出障碍本身的影响，同时也考虑了退出障碍与私有企业金融约束、与政府生产性投资的共同作用。现实世界往往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仅仅考察单独某一项政策并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刻画这项政策的影响。本文围绕着退出障碍为核心，探讨了私有企业金融约束和退出障碍的交互影响，从而能够更好的理解现实问题。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