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湿地作为陆地及水域的过渡地带，拥有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景观。由于全球气候剧烈变化和快速城市化发展，湿地生态系统中浮现出植被退化、生境丧失等一系列矛盾。湿生树种作为湿地植被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优势群落更加稳定，依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引入和优化城市的湿地环境，能够有效改善现有生态问题。随着在城市湿地环境中引进湿生树种的频率与价值的日益提升，其存在栽培时间短、生态习性认知局限的问题愈发凸显，而当前针对湿地生境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湿生树种的科学选种与配置难以在规划设计中发挥其生态与景观效益。 因此，为了加深对湿生树种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提升湿地绿化的综合耐淹能力，本文选取17种湿生树种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盆栽试验进行树种的耐淹能力综合评价，拟从两个层面筛选试验树种。一方面，进行实地调查，了解重庆常用湿生树种并分析其分布频度；另一方面，收集30种引进湿生树种在我国范围内的地理分布数据，将其与绿化植物区划线进行叠加处理，分析树种在中亚热带区域分布频度的高低。然后，通过试验计算目标树种在淹水胁迫下生理、生长指标数据，从胁迫程度、胁迫时长两个角度对试验树种的耐淹能力作出评价。最后，构建综合的湿生树种评价体系，对试验树种进行评价及聚类，得到分类与排序。基于研究结果，结合对城市湿地环境现状，提出差异化的湿生树种配置模式优化提升策略。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4点结论： （1）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将重庆常用湿生树种分布频度归为三类：a.高频度树种，如垂柳（Salix babylonica）、小叶榕（Ficus microcarpa）、黄葛树（Ficus virens ）；b. 中频度树种，如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构树（Broussonetia papyrifera）、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c.低频度树种，如苦楝（ Melia azedarach ）、重阳木（ Bischofia polycarpa ）、垂叶榕（ Ficus benjamina）。根据树种标本和图库照片的地理分布数据，将国内引进湿生树种在中亚热带分布频度归为三类：a.高频度树种仅有江南桤木（Alnus trabeculosa）；b.中频度树种，如水石榕（ Elaeocarpus hainanensis ）、海滨木槿（ Hibiscus hamabo ）、滨柃（ Eurya emarginata ）；c. 低频度树种，如红桂木（ Artocarpus parvus）、柳叶榕（Ficus celebensis）、海南蒲桃（Syzygium hainanense）；国外引进湿生树种同样归为三类：a. 高频度树种，如墨西哥落羽杉（ Taxodium mucronatum）、红果仔（Eugenia uniflora）、红千层（Callistemon rigidus）；b.中频度树种，如小叶榄仁（ Terminalia neotaliala ）、澳洲鸭脚木（ Scheffleraamp;nbsp;macrostachya ）、红花银桦（ Grevillea banksii ）；c.低频度树种，如弗吉尼亚栎（Quercus virginiana）、柳叶栎（Quercus phellos）、河桦（Betula nigra）。 （2）根据分布频度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17种树种进行耐淹试验，基于因子分析结果，得到树种耐淹性排序为：红花银桦＞弗吉尼亚栎＞红花玉蕊（Barringtonia acutangula）＞小叶榄仁＞苦楝＞构树＞墨西哥落羽杉＞水杉＞垂柳＞红桂木＞水石榕（ Elaeocarpus hainanensis ）＞江南桤木＞红果仔＞银白槭（ Acer saccharinum ）＞小叶榕＞澳洲鸭脚木＞槭叶瓶干树（ Brachychiton acerifolius）。综合聚类分析和实际应用情况，对树种耐淹性强弱进行调整，总结为4档：a.耐淹能力最强的树种包括红花银桦、弗吉尼亚栎和红花玉蕊等；b.耐淹能力较强树种包括小叶榄仁、苦楝、构树等；c.耐淹能力较弱树种包括红果仔和银白槭等；d.耐淹能力最弱树种包括澳洲鸭脚木和槭叶瓶干树。 （3）通过对试验树种耐淹综合得分和14项指标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其中蒸腾速率、净光合速率、气孔导度、实际光化学量子效率、电子传递速率、非光化学淬灭系数、光化学淬灭系数、叶片相对含水量、小枝增长量、叶片萎蔫度10项指标与树种耐淹能力相关性最显著，说明这些指标可作为树种耐淹能力的评判标准。 （4）通过前期对城市居住区湿地、公园湿地、湿地公园的调查，将重庆现有驳岸类型进行归类为自然生态式驳岸、人工自然式驳岸以及传统工程式驳岸。通过综合分析试验树种的耐淹能力、观赏特性和生态特性，并针对湿地公园中配置相对薄弱的驳岸区域，提出复层型植物配置结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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