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域文化书写是文学作品独特性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现有关于“十七年”小说地域文化书写的研究集中于对地方风物和习俗等外在显性特征的论述，还未从深层的地域文化精神展开具体分析。本论文以“十七年”时期广东作家书写粤地的合作化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其它地区同类小说的比较，论述广东“十七年”合作化小说因书写岭南文化的享乐精神而体现出独特性。此外，通过探究独特的岭南享乐文化书写与“十七年”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双向互动过程，发掘广东“十七年”合作化小说地域文化书写的审美价值。 对地域文化精神独特性的把握是地域文化书写研究的前提。以往对岭南享乐文化的理解停留于物质享受的表层认识，本文以同样注重享乐的江南文化为参照系，认为岭南享乐精神的独特性在于享受精神层面的愉悦。这种精神享乐表现为对闲适的生活状态及从容的精神状态的享受。 独特的岭南享乐文化是广东“十七年”小说宝贵的文化资源。岭南“十七年”合作化小说对享乐精神的书写既表现为对诸如凉棚、扎水寮等享乐场所及丰富多彩假日生活的描写，又体现在对党员干部享受生活的细节书写上。广东“十七年”合作化小说对党员干部享受生活的书写突破了“十七年”时期党员干部形象中心化和概念化的局限，将人物的政治属性与享乐的地域文化性格有机结合于一体。 岭南以“乐”为精神内核的文化特质反映在艺术审美情趣上，就是对明朗轻快美学风格的自然追求。以《香飘四季》为代表的广东合作化小说巧妙地将严肃的阶级斗争置换为轻松欢快的劳动生产，并通过刻画神采奕奕的人物精神面貌及欢快的集体劳动场面呈现出明朗轻快这一独具地域特色的美学格调。 “十七年”时期特别是进入 1960 年代以后主流意识形态提倡“艰苦奋斗”，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文学艺术描述的基本是节欲或禁欲式生活，体现的是苦行式价值观念。岭南享乐文化书写与“十七年”意识形态形成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广东“十七年”小说以对享乐性格的普遍书写突破了该时期其他地域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人物塑造方式，展现出地域文化书写独立于政治规训的地域个性。另一方面，岭南“社会主义”风景的出现表明意识形态对风景书写的规训。岭南地域文化书写与意识形态的双向互动过程展现出文学的地域性与政治性的复杂关系。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