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于二元视角，以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庭照顾者为研究对象，通过现象学研究方法探究其精神应对体验，分析其精神应对方式、异同点及相关性，并对可能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初步探索;通过横断面调查，分析其精神应对现状及影响因素，并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揭示影响因素对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的影响机制。研究开展将有助于加深对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的理解，为阐明其精神应对机制提供科学依据，推动我国癌症家庭精神照护研究和实践。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为两个部分: 1、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体验的质性研究 通过对12对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庭照顾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了解晚期癌症患者和家庭照顾者在应对癌症过程中采取的精神应对方式，分析两者精神应对方式的异同点及相关性，并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 2、晚期癌症患者与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影响因素及机制的调查研究 根据前期理论研究和文献回顾，结合质性研究得出的精神应对方式与影响因素选取适宜调查工具，通过一般资料调查表、简易疾病感知量表（BIPQ）、照顾者反应评估量表（CRA）、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乐观-悲观量表（OPS）、Herth希望量表、生命质量量表（SF-8）、灵性健康简版量表和灵性应对量表（SCS）对上海市四家三级医院肿瘤相关科室的358对晚期癌症患者和家庭照顾者展开横断面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对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的现状、影响因素、相关性进行分析，并构建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的二元作用。 研究结果: 1、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体验的质性研究结果 （1）通过对12对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庭照顾者质性访谈分析得出精神应对的方式的五大主题，包括“接纳当下”、“获取希望与寄托”、“与外界联系”、“探寻生命意义”和“思考死亡”;精神应对的影响因素析出五大主题，包括“人口学因素”、“疾病因素”、“认知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晚期癌症患者和家庭照顾者拥有共同的应对方式包括:面对现实、顺其自然、心存希望、寄托信仰、感激他人、寻求意义、超脱生死、亲近自然，患者独有的应对方式包括:信念支撑、体现自身价值和谈论死亡焦虑，照顾者独有的应对方式包括:协助维系人际关系、感悟人生，患者和照顾者相互对应的应对方式为提供/感知爱与关心。 (2)根据质性研究结果提出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关系机制图，其中，年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治疗效果、自我效能、家庭支持、社会支持是患者和家庭照顾者的共同影响因素，直接作用于两者的精神应对;疾病严重程度感知、对疾病的态度、对家人的责任感、社会归属感、外界对疾病的看法是单独影响癌症患者精神应对的因素;经济负担被认为是单独影响照顾者精神应对的因素。结合关系机制图完善补充了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庭照顾者二元精神应对影响因素理论框架。 2、晚期癌症患者与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结果 (1)晚期癌症患者和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现状 晚期癌症患者精神应对平均得分为(61.76±11.30),项目均分为(3.63±0.66),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平均得分为(61.04±11.46),项目均分为(3.59±0.67),患者和照顾者的精神应对总分均属于中等以上水平。 晚期癌症患者精神应对各维度的均分情况:神秘体验为(3.09±1.09),德性践行为(3.96±0.80),意义探索为(3.43±1.00),超然心态为(4.13±0.82)。得分从高到低分别为:超然心态维度＞德性践行维度＞意义探索维度＞神秘体验维度。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各维度的均分情况:神秘体验为(3.12±1.07),德性践行为(3.90±0.83)分，意义探索为(3.44±0.90),超然心态为(4.05±0.79)。得分从高到低分别为:超然心态维度＞德性践行维度＞意义探索维度＞神秘体验维度。 (2)晚期癌症患者和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的影响因素分析 老年患者精神应对水平要高于中年患者，老年患者的照顾者的精神应对水平要高于青年或中年患者的照顾者;有宗教信仰的患者精神应对水平要高于无宗教信仰的患者，有宗教信仰的照顾者精神应对水平要高于无宗教信仰的照顾者;女性照顾者的精神应对水平要高于男性照顾者;接受照顾者总照顾时长在6-12个月的患者的精神应对水平要高于＜6个月的患者。 晚期癌症患者疾病感知得分、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得分与自身和照顾者精神应对得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不相关(P＞0.05)。晚期癌症患者的精神应对与自身的社会支持(r=0.240,P＜0.001)、精神健康(r=0.423,P＜0.001)呈正相关，与自身焦虑(r=-0.261,P＜0.001)、抑郁(r=-0.221,P＜0.001)呈负相关，与照顾者抑郁(r=-0.172,P＜0.001)呈负相关，与照顾者的精神健康呈正相关(r=0.188,P＜0.001)。家庭照顾者的精神应对与自身的自我效能(r=0.475,P＜0.001)、精神健康(r=0.400,P＜0.001)呈正相关，与自身的焦虑(r=-0.381,P＜0.001)、抑郁(r=-0.439,P＜0.001)呈负相关，与患者焦虑(r=-0.506,P＜0.001)、抑郁(r=-0.295,P＜0.001)呈负相关，与患者的自我效能(r=0.417,P＜0.001)、精神健康呈正相关(r=0.361,P＜0.001)。 晚期癌症患者精神应对的相关因素为患者年龄为45-59岁、患者有宗教信仰、患者社会支持、患者精神健康和照顾者总照顾时长为6-12个月，共解释晚期癌症患者精神应对的30.2％的变异。患者年龄为18-44岁、患者年龄为45-59岁、患者焦虑、患者抑郁以及照顾者有宗教信仰、照顾者为女性、照顾者焦虑、照顾者自我效能、照顾者精神健康共解释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的90.1％的变异。 (3)晚期癌症患者和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的主客体互倚模型 在主体效应方面:患者的抑郁对自身的精神应对存在主体效应(β=-0.172,P=0.001)，患者的精神健康对自身的精神应对存在主体效应(β=0.285,P=0.001),患者的社会支持对自身的精神应对存在主体效应(β=0.168,P=0.001),照顾者的焦虑对自身的精神应对存在主体效应(β=-0.337,P=0.002),照顾者的抑郁对自身的精神应对存在主体效应(β=-0.141,P=0.005),照顾者的自我效能对自身的精神应对存在主体效应（β=0.387,P=0.001);在客体效应方面:患者的焦虑对照顾者的精神应对存在客体效应(β=-0.195,P=0.001)，患者的自我效能对照顾者的精神应对存在客体效应(β=0.145,P=0.003)，患者的精神健康对照顾者的精神应对存在客体效应(β=0.114,P=0.020),照顾者的自我效能对患者的精神应对存在客体效应(β=-0.171,P=0.009)。 研究结论: 1.晚期癌症患者和家庭照顾者使用较多的是积极的精神应对方式，两者拥有共同的应对方式，包括:面对现实、顺其自然、心存希望、寄托信仰、感激他人、寻求意义、超脱生死、亲近自然，患者独有的应对方式包括:信念支撑、体现自身价值和谈论死亡焦虑，照顾者独有的应对方式包括:协助维系人际关系、感悟人生，患者和照顾者相互对应的应对方式为提供/感知爱与关心。 2.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庭照顾者的精神应对水平为中等以上。其中，患者年龄分类、宗教信仰、社会支持、精神健康以及照顾者的总照顾时长是晚期癌症患者精神应对的主要影响因素;患者年龄分类、焦虑、抑郁以及照顾者的宗教信仰、性别、焦虑、自我效能、精神健康是家庭照顾者精神应对的主要影响因素。 3.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焦虑、抑郁、自我效能、精神健康与精神应对存在交互作用。主客体互倚模型显示在主体效应方面:患者的抑郁可以负向预测自身的精神应对，患者的精神健康、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自身的精神应对,照顾者的焦虑、抑郁可以负向预测自身的精神应对，照顾者的自我效能正向预测自身的精神应对;在客体效应方面:患者的焦虑可以负向预测照顾者的精神应对，患者的自我效能、精神健康可以正向预测照顾者的精神应对，照顾者的自我效能可以负向预测患者的精神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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