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探讨T2DM患者病耻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理清不同特征层影响T2DM患者病耻感水平的指标集，为临床及社会干预提供实践指导。 方法:2022年6月-7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按照医院等级等比例随机抽取9家综合性医院内分泌科门诊及住院的415例T2DM患者。采用一般资料问卷、糖尿病健康素养量表、2型糖尿病病耻感量表、社会支持与健康促进量表进行调查。统计分析方法:采用t检验、单因素ANOVA、Kruskal-Wallis H检验等分析因变量病耻感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上、疾病特征、生活方式上是否存在差异。主要变量及其各维度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进行分析。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病耻感在各维度上的影响因素。在健康生态学模型的指导下构建多重中介理论模型，应用最大似然估计法验证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度。通过Bootstrap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探究T2DM患者社会支持、健康素养等与病耻感之间显著的多重中介作用路径以及直接和间接效应。 结果:(1)T2DM患者病耻感现状。415例T2DM患者中，糖尿病病耻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分别为(54.36±17.96)分、区别对待(17.62±6.74)分、责怪与评判(19.98±7.87)分、自我耻辱(16.76±8.16)分，糖尿病健康素养得分为(33.96±9.59)分，社会支持得分为(38.47±4.85)分，健康促进得分为(85.10±11.80)分，各量表得分均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2)影响因素分析。①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整体维度病耻感、区别对待病维度耻感、责怪与评判维度病耻感及自我耻辱病维度耻感，不同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居住类型、健康教育、MMD、病程、治疗方式、家族史、主观疾病负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除共同单因素分析结果外，区别对待维度病耻感:不同性别、工作状况、付费类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责怪与评判维度病耻感:不同付费类型、运动锻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我耻辱维度病耻感:与共同单因素分析结果一致。②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整体病耻感的影响因素有年龄、MMD、病程、治疗方式、健康教育、健康素养、婚姻状况、居住类型、文化程度、社会支持、健康促进，最终模型5可解释总变异的70.04％（F=40.469,P＜0.001）;区别对待维度病耻感的影响因素有治疗方式、婚姻状况、健康促进、居住类型，最终模型5可解释总变异的34.7％（F=9.157,P＜0.001）;除与整体病耻感影响因素一致外责怪与评判维度病耻感影响因素还有主观疾病负担，最终模型5可解释总变异的56.7％（F=22.72,P＜0.001）;自我耻辱维度病耻感影响因素有年龄、婚姻状况、病程、治疗方式、健康素养、居住类型、社会支持，最终模型4可解释总变异的47.4％（F=17.95,P＜0.001）。③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病耻感与健康素养（r=-0.547,P＜0.01）、社会支持（r=-0.518,P＜0.01）、健康促进（r=-0.505,P＜0.01）呈负相关。④结构方程结果显示，健康素养（-0.045）和社会支持（-0.036）可作为中介变量影响病耻感水平。⑤通过深入访谈，本研究总结了T2DM患者病耻感5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自我隔绝、区别对待、疾病特征、亲密关系缺失、社会支持度低。 结论:本研究T2DM患者病耻感水平整体较高，在责怪与评判维度表现最突出。T2DM患者病耻感水平主要受个人特质层、行为特征层和人际网络层的因素的影响，其中治疗方式、居住类型、婚姻状况、健康素养、社会支持等均可负向预测病耻感。影响机制。居住类型和健康教育可间接影响社会支持、健康素养水平，降低病耻感。建议从医疗机构、社区、T2DM患者个人分层递进采取降低病耻感水平的措施。医疗机构层面，建议加强政策及医疗资源支持，组建T2DM患者负性情绪干预小组，为社区开展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后备人才支持;社区层面，依托上级医院的人力资源支持，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工作，落实针对特殊患者加强正向心理干预工作;T2DM患者个人层面，应提高个人健康素养，积极进行健康教育学习，提高“求医”积极性，同时家属应积极配合疏导患者情绪，提供丰富的情感支持及人文关怀，一起携手降低患者病耻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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