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其早期思想在鲁迅的整体思想体系中处于原点位置。鲁迅在少年时代“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青年时代走异路、逃异地、去异国,终于寻到严幾道、梁启超、林琴南、章太炎等“别样的人们”,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知识、新思想、新文艺,探求思想启蒙和改造社会的方法。鲁迅深刻认识到中国落后、西方强大皆“根柢在人”,由此提出了贯穿其一生的以“立人”为中心的思想。聚焦鲁迅早期的生活学习经历和时代环境思潮,以系统地而非碎片化地、以翔实的史论互辨而非单纯的史料爬梳来深入考辨鲁迅早期思想演进及其文学作品内在表达,更有助于探寻和重返“鲁迅”早期建构自我的历史现场。论文将鲁迅置于以章太炎、梁启超、严复、林纾为代表引领的晚清社会政治思潮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以文史哲相贯通的思路,进一步丰富对青年鲁迅精神文化本体的认知。 基于当前对鲁迅早期思想研究中关于西学资源的部分已经十分充分,本文将目光主要投向到思想和文化资源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中国近代与现代大转折过程中的“过渡时代”(梁启超语),以当时活跃在鲁迅周边并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梁启超、章太炎等大思想家作为参照系,结合场域理论、心理学等跨学科分析方法,努力清晰地呈现出鲁迅早期思想形成、文学创作、心理成长等复杂而又关键的原型问题。本文由五章组成,主体部分分别是“鲁迅的艺术气质养成与文学天赋”、“从‘维新’到‘革命’的转向”、“从‘革命’到‘革心’的转变”,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鲁迅少时艺术气质与文学天赋的形成过程。鲁迅出生在一个相对并不过分强调“正统”教育的开明家庭,使他的兴趣爱好与课外阅读能够尽情得到满足,培养了艺术气质和美学修养,建立与民族文化和“初民神思”的重要关联,为后期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来源。鲁迅又不幸地从十三岁开始成为了“破落户”,加之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历的种种不快,使他在现实丑陋的社会磨砺中建立了强烈的反叛意识和激烈的反抗性格。 第二,鲁迅对梁启超维新思想的接受和疏离。鲁迅到南京后主动学习西学和阅读《天演论》等新书报,促使他在留日前期一直处于梁启超、严复、林纾的维新思想场域,在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中接受了梁启超的“国民性”思考以及小说启蒙思想,开启了译介西方文学之路。至仙台医专读书期间“幻灯事件”发生后,鲁迅开始了对以“群”为核心的“新民”思想和以进化论为核心的民族帝国主义的反思,产生了对“立人”的初步思考,并最终脱离了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场域。 第三,鲁迅对章太炎思想资源的接受和发展。鲁迅因为炽热的民族感情和高涨的革命热情走进了浙江同乡章太炎的思想场域并成为太炎门生,在章太炎革命、学问和道德的多重影响下,鲁迅萌发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自觉,形成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强烈文化张力,以及培养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韧的战斗精神。在此基础上,鲁迅吸收了章太炎《俱分进化论》和《代议然否论》两篇独特的现代性批判论文以及对“群己之辨”、“义利之辨”等重大哲学命题的深刻辨析等思想资源,超越了改良和革命层面的对物质与精神、个人与众数的认知,最终真正完成了“立人”的思想建构,并提出了改良“人心”的文学主张,“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