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战胜利后，为促进工业经济的恢复，在国民政府与天津工业界人士的共同推动下，工业协会与工业会先后组织成立。到天津解放前，工业协会与工业会作为独立的商人组织，不断推进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社会关系网络的优化。在内战的特殊时局下，工业团体成功地架起了沟通各会员工厂与政府、市场之间的桥梁，在“在商言商”的原则下为会员工厂在原料配给、生产贷款、物资移动、工业用电等方面竭力纾困，同时对于社会慈善，维护民族利权的活动也是参与其中。但由于处在国家政权的高压态势下，政府的经济管制措施并不会因工业团体的发难而有所放松，工业团体的职能发挥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因此，天津工业团体充分利用了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以便进一步发挥工业团体的社会经济效能。天津工业团体在体制范围内通过自身合法地位开展与各政府部门、各工商团体的沟通与联系，构成了更加细致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这张社交网络工业团体可以获得更加广泛的信息渠道，密切官商之间的信息流，联合工商两界共同应对工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但其社会经济效能的发挥依然受到团体本身和来自政府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共政权更迭之际，中共加强了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天津解放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对原有工业团体加以保留并加快了对工商业的改造步伐，引导各工商团体完成了新政权下的转型。从抗战胜利后天津工业团体的发展历程来看，作为新式跨行业组织的天津工业团体，通过发挥自身社会经济效能，并动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竭力保障工业发展权益，适应了工业建国的历史趋势，为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空间，同时亦表现出了自身的组织和区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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