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大量的化石能源消耗导致二氧化碳（CO2）排放显著增长，对全球CO2排放格局和气候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中隐含的污染物流动已受到广泛的关注。然而，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和各部门间贸易中隐含的CO2排放转移变化以及对各地区辐射强迫的影响却鲜有研究报道。 本论文基于GTAP数据库中各国各部门生产侧CO2排放量，结合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费侧CO2排放，分析了生产侧和消费侧CO2排放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量化了各驱动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消费侧CO2排放变化的影响；然后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和各部门间贸易中隐含的CO2排放转移特征；最后利用OSCAR模型模拟量化了贸易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CO2辐射强迫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增加贸易合作，发展经济的同时，从生产侧和消费侧角度协同减少CO2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提供一定的政策依据。本论文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侧CO2排放量为12479兆吨，较2004年增长了4116兆吨，其中CO2排放最高的是中国（6848兆吨），其次是印度（1296兆吨）和俄罗斯（1193兆吨），这三个国家的排放量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排放量的74.8%。2004年和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费侧CO2排放量分别为6722兆吨和11062兆吨。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费侧CO2排放呈增长趋势，但低于生产侧排放量。 （2）2004年和2014年，能源供应、矿物与金属制品和交通运输业主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侧CO2排放，这些部门的排放总量分别占当年生产侧总排放量的78.8%和81.1%。而对于消费侧，2004年建筑业、能源供应和服务业贡献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费侧CO2总排放量的21.2%、19.7%和19.1%，2014年这些部门的贡献分别为25.8%、16.0%和18.8%。其中，建筑业是“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主要发展部门，其在生产过程中涉及多个部门的投入，导致消费侧排放量（2858兆吨）远高于生产侧排放量（73.4兆吨），在所有部门中两者的排放差异最为显著。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2004-2007、2007-2011和2011-2014年期间的消费侧CO2排放总量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但其增长率有所降低。相较于2004年，2014年消费侧排放量增加了4339兆吨。其中，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导致CO2排放增长了12155兆吨，而碳排放强度效应导致CO2排放降低了6970兆吨，是CO2减排的主要驱动因素。 （4）2004年中国和俄罗斯出口商品和服务中隐含的CO2排放量最高，分别为1200兆吨和378兆吨。“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贸易中隐含的最大CO2排放转移为中国至东南亚（37.9兆吨），其次是中国至西亚与北非（33.3兆吨），以及俄罗斯至西亚与北非（27.3兆吨）。另外，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贸易中隐含的CO2排放转移格局与2004年相似，但总转移量大幅增长，其最大转移路径为中国至东南亚（102兆吨），其次是中国至西亚与北非（67.4兆吨），以及中国至南亚（51.1兆吨）。 （5）2014年，贸易导致中国CO2辐射强迫增加了0.0059 W/m2，而东南亚和西亚与北非通过贸易分别降低了0.0004 W/m2和0.0003 W/m2的CO2辐射强迫，但是整体上贸易情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平均CO2辐射强迫均高于非贸易情景，即贸易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CO2辐射强迫整体上有所增加。另外， 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平均CO2辐射强迫较2004年增加了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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