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虖池见载于《汉书·地理志》，属“并州川。”源出今山西省繁峙县，五台县瑶池以西为上游，流经忻州市下辖的繁峙、代、原平、忻府、定襄、五台 6县（市），大致相当于西汉太原郡北部的霍人、广武、原平、虑虒、阳曲与代郡的卤城县地。 生态环境是社会发展的载体。虖池上游流域“外绕群山”，形成独立的地理单元。虖池“脉络散漫”，为流域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水资源，“原隰宽平”的河谷冲积平原成为流域社会生产活动的主舞台。虖池上游流域“林木茂密”“山多金玉”，丰富的动植物、矿产资源，为当地农牧业、手工业发展创造条件。 战国秦汉时期，虖池上游流域民族交往频繁。晋国“败无终群狄于大原”、赵人“北登夏屋”而“攘诸胡”，拉开华夏民族经营虖池上游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序幕。两汉时期，匈奴多次“逾句注”南下，汉朝则“屯句注”“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汉末，南匈奴内附，其北部都尉“居新兴县”，流域社会成为农牧民族杂居共处之地和北方民族交融的中心之一。 行政建置沿革是区域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战国赵“置太原郡”、秦“定太原”而“晋阳反”，反映流域社会在各国争雄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西汉“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东汉并广武、原平、卤城入雁门郡，源于“北边”对匈防御之需。曹操“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曹丕“移雁门郡南度句注”，则是新的民族形势下的因应之举。 交通建设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战国秦汉时期，虖池上游流域业已形成以“句注”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形势。“直代、云中”的匈奴本部南下与汉廷的北上，多经由“句注”；同时，“句注”串联起“常山”“肤施”两大战略节点，是太行、大河间往来之枢纽。“山形勾转水势注流”的记载，不仅为探讨“句注”“虖池”交通地理提供帮助，也有助于“句注”“雁门”历史关联的交通史认知。 频繁的民族交往影响着区域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与风俗文化。“理虖沱”“凭汾水以漕太原”与原平塔岗梁东周墓中金属农具的出土体现出虖池上游流域的农业发展程度，“古塞草青”的天然草场为流域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场域。流域内出土的青铜器、铁器、陶器等为探知流域社会的手工业发展情况提供了实证。藿人尖足布与原平地区大量货币的出土反映了流域铸币业、商业的发展。同时，多民族杂居共处也使得流域社会的风俗文化呈现出“行侠隐逸”与“尚武剽悍”共存的多种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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