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的司法适用不断扩张，其沦为兜底罪名的趋势越发明显，以此，人权的保障、司法的公信、社会的稳定都会面临挑战。行为人主观“明知”认定是帮信罪成立与否的前提和基础，对本罪“明知”一词的实质内涵在借助法律解释学的方法下进行解读具有重要意义，故本文以帮信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切入点，通过对该罪“明知”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行分析，探索帮信罪“明知”司法认定的规范路径，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本文第一章对帮信罪“明知”进行概述性整理分析。通过帮信罪立法背景、构成要件及适用现状的分析，为研究帮信罪“明知”提供较为清晰的背景介绍。根据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的指导与统领作用，为何在总则已规定“明知”的情形下，分则还要再予以规定，本文通过帮信罪“明知”与刑法总则“明知”关系阐清便是对此问题的回答。同时，通过对刑法分则“明知”的类型化分析，发现帮信罪“明知”与其他犯罪“明知”相比，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特性，缘于此，本文将对帮信罪“明知”认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第二章主要分析帮信罪“明知”认定存在的问题。帮信罪“明知”认定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知”程度的不明导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认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二是“明知”内容的不明确导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适用范围扩张。具体而言，在司法实践中，“明知”的程度不明确，造成“明知”与“应当知道”、“可能知道”并列使用或混搭适用的局面，导致本罪入罪标准的不统一，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以及对于“明知”的对象与内容，即“犯罪”、“帮助行为”，学界和实务界对其理解存在偏差导致本罪适用范围不断扩张，从一个“冷罪名”一跃成为我国第三大罪名。 本文第三章对“明知”认定存在问题的理论剖析。正谓理论指导实践，刑法学界对“明知”的诸多争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认定困难重重。帮信罪“明知”认定存在问题的原因：一是本罪“明知”程度统一化标准的缺失。对“明知”程度的理解，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观点认为本罪“明知”是“明确知道”，有的观点主张“明知”是“知道或应当知道，而有的观点认为“明知”应理解为“知道或可能知道”，见解的不同，冲击着本罪“明知”程度统一化标准的确立。二是对本罪“明知”内容的理解存在偏差。“犯罪”到底是指符合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行为，还是符合犯罪构成行为要件的行为，亦或是一般的违法行为，存在不同的见解，没有统一的界定，以及对“帮助行为”、“明知”时间节点的的理解不同，多重因素下导致了“明知”认定存在问题。 本文第四章对“明知”认定规范路径探析。由于帮信罪“明知”程度与内容存在争议，由此对司法实践的影响清晰可见，如何规范对本罪“明知”进行解释认定，不仅能够厘清“明知”要素，且对司法实践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张本罪“明知”的程度只限于“明确知道”，“应当知道”与“可能知道”不属于“明知”的程度范围，因为其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容易造成本罪适用范围扩张，而对于“明确知道”的程度要求过高导致对犯罪放纵的担忧，本文认为可以引入推定制度，不过，推定规则的适用在操作上不同与有关司法解释对“明知”认定的相关规定，具体而言，在操作上，推定主观“明知”时不仅需以司法解释有关“明知”认定规定为基础，还需坚持主客观综合认定的判断经验，不能简化刑事证明标准与被告的辩护权，保证综合在案证据全面客观公正的对主观“明知”存在与否进行认定。刑法的目的并非穷尽一切手段证明行为人有罪，对于犯罪故意的关键要素，即“明知”认定应当规范化的进行，当所搜集的证据不能有效的证明行为人具备主观“明知”时，对行为人应作无罪推定。而对于“明知”的内容，本文应从刑法犯罪构成行为要件上理解“犯罪”，对非典型的“帮助行为”进行同类解释，以及排除事后明知作为本罪“明知”的时间节点，以期达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兼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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