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策士”一词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指从事策谋，服务国家上层的士人。“战国策士”特指战国时代往来游说，向各诸侯国国君、权贵建言献策的策士。司马迁《史记》与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均有对战国策士的书写。具体包括苏秦、苏代、苏厉、张仪、陈轸、公孙衍、甘茂、毛遂、虞卿、侯嬴、鲁仲连、范雎、蔡泽等人。《史记》中，司马迁有意展示战国策士的个性风采、社会影响力。《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出于资治目的，不仅记叙策士游说、策谋的事迹，还针对性地点评他们的才学与品行。近些年，学界关注到《史记》与《资治通鉴》皆载有战国策士，但已有研究多立足史学、思想领域考辨策士事迹的真伪，探讨“两司马”对战国策士的评价等，缺乏从文学角度展开的比较研究，因此这一方向有较大研究空间。 《史记》与《资治通鉴》对战国策士的书写同中有异。差异表现在战国策士的事迹、语言、形象三方面。战国策士事迹方面。《史记》记载了战国策士的游说活动、交游活动，及彰显个性的其他经历，近乎涵盖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以时为序，综合运用多种叙事手法，着重记载战国策士以口舌为资，操纵战国政治风云的事迹，书写范围不及《史记》广。战国策士语言方面。《史记》《资治通鉴》皆重点书写战国策士的游说谈辩之辞，实现了声音的复调书写。但在具体的语言内容上，《史记》中的战国策士讲究“揣摩”“饰言”，遣词造句意识强烈。《资治通鉴》中的策士语言精炼扼要，基本只起到阐明政见的作用。事迹、语言是彰显人物个性、展示人物形象的重要因素。司马迁、司马光对战国策士事迹、语言书写有别，由此呈现出《史记》与《资治通鉴》中战国策士的形象异同并存。两部典籍中，战国策士皆能谋善断、能说会道。同时，《史记》中的策士更鲜活真实，性格富有流动性；《资治通鉴》因偏重展示策士参与政治的表现，因而显现出较扁平化的特征。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书写差异是诸多因素联动的结果。司马迁、司马光生活的时代不同，二人的著述理念不完全一致，个人生命体验与性情也存在差别。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司马迁、司马光对战国策士的认知产生分歧，最终促成《史记》与《资治通鉴》中战国策士的不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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