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1.基于安德森模型，了解肠造口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 2.构建肠造口患者电子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明确各影响因素间的路径关系，分析电子健康素养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1.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12月-2022年12月在扬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进行手术的肠造口患者为研究对象，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 2.使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评估肠造口患者的社会人口学资料、疾病相关信息、社区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和智能设备使用情况。采用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thLiteracyScale,eHEALS)、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信念问卷(Internet-specificepistemologicalquestionnaire,ISQE)、领悟社会支持量表(MultidimensionalScaleofPerceivedSocialSupport,MSPSS)、年龄校正查尔森合并症指数(Age-adjustedCharlsoncomorbidityindex,ACCI)、Kessler10量表(the10-itemKesslerPsychologicalDistressScale,K10)和欧洲五维健康指数量表(Europeanqualityoflife5-dimensionsIndex,EQ-5Dindex)评估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信念、领悟社会支持、合并症负担、心理健康状况和健康相关生存质量。 3.本研究使用Excel表格构建数据库，并对输入的数据进行双人核对。使用SPSS25.0和AMOS23.0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学方法主要包括:描述性分析、Mann-WhitneyU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Spearman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 1.本研究对228名首次进行肠造口手术的患者进行调查，发现肠造口患者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较低。电子健康素养量表总分的中位数及四分位数为23.00(21.00,26.00);以32分为合格标准，本研究的电子健康素养合格率为12.72％（29/228）。Mann-WhitneyU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性别、居住地、主要照顾者、受教育水平、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支付方式、日常是否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等设备、智能设备每日使用时长、健康信息搜索频率、造口部位的肠造口患者在电子健康素养得分上有显著性差异（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肠造口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与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信念总分（r=0.371,P＜0.01）、知识确定性和来源信念（r=0.349,P＜0.01）、知识判断信念（r=0.510,P＜0.01）、领悟社会支持总分（r=0.641,P＜0.01）、家庭支持（r=0.533,P＜0.01）、朋友支持（r=0.460,P＜0.01）、其他支持（r=0.582,P＜0.01）呈正相关，与年龄校正查尔森合并症指数（r=-0.412,P＜0.01）呈负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信念、健康信息搜索频率、智能设备每日使用时长及受教育水平是肠造口患者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共解释电子健康素养总变异的72.4％。 2.基于第一部分的研究结果，结合安德森模型，构建肠造口患者电子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修正后的模型拟合良好，具体拟合指标如下:x2=34.338,df=17,x2/df=2.020,GFI=0.969,AGFI=0.918,CFI=0.983,NFI=0.967,RFI=0.930,IFI=0.983,TLI=0.963,RMSEA=0.067。在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信念（β=0.182,P＜0.001）、领悟社会支持（β=0.440,P＜0.001）、健康信息搜索频率（β=0.464,P＜0.001）均可直接影响肠造口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此外，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信念还可以通过以下三条路径间接影响肠造口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路径1: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信念→领悟社会支持→电子健康素养（间接效应为0.090）;路径2: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信念→健康信息搜索频率→电子健康素养（间接效应为0.112）;路径3: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信念→领悟社会支持→健康信息搜索频率→电子健康素养（间接效应为0.034）。领悟社会支持也可通过健康信息搜索频率间接预测肠造口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间接效应为0.164）。受教育水平对电子健康素养的直接效应不显著（P＞0.05）,只能通过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信念、领悟社会支持和健康信息搜索频率间接影响电子健康素养。电子健康素养可直接影响健康相关生活质量（β=0.234,P＜0.001）。通过Bootstrap法反复抽样5000次对中介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结果表明各路径95％置信区间上下限之间均未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 结论 1.肠造口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偏低，亟待提高。领悟社会支持、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信念、健康信息搜索频率、智能设备每日使用时长及受教育水平是肠造口患者电子健康素养的预测因素。临床护理人员应重点关注文化程度较低、较少使用智能设备的患者，重视患者的信息需求，并为患者提供安全可靠的健康信息平台，开发个性化的干预方案，从而提高肠造口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 2.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信念、领悟社会支持、健康信息搜索频率均可正向预测肠造口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基于互联网的认知信念、领悟社会支持还能间接影响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受教育水平只能通过间接路径影响电子健康素养。同时，电子健康素养可直接影响造口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提示医护人员重视对患者日常感知的社会支持的评估，关注患者的网络认知信念，并依据各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制定相应的电子健康素养干预措施，以提高肠造口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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