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刘宗周所处的晚明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带来了冲击；在现实经济因素的刺激下，民风士气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士大夫不再以忧乐天下为己任，而是一味地沉迷于感官的享乐，人心流于放荡。当时占正统地位的理学思想，已无法挽救上述危机。王阳明建立“心学”，以更好地满足主体精神的需要和化解社会矛盾。阳明后学因其对王学的不同见解，使得阳明后学之弊日益明显。刘宗周不断探索，并结合宋明理学对慎独的发展自成体系，建立极具个人特色的“慎独”思想，以“正人心”，进而挽救晚明危机，从而重建道德理性本体。 刘宗周的“慎独”伦理思想，在借鉴先儒思想的基础上，他将“独”字赋予本体意义，曰“独体”，“独”既是宇宙本体，亦是道德理性本体，是人生价值的终极根源与依据。作为“慎独”本体的“独体”，打通了心、性之间的隔阂，实现了天、人、物之间的贯通。“独”是天命之性，是本然至善的；性体在心体中显现，性体是心体的主宰，因此，心必然是向善的。心性论层面的心性合一，使先验的道德理性本体如实地呈现在后天的经验意识活动中，在经验领域挺立万事万物是“至善”的。他还提出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是一性的性善论和人心、道心为一心的说法，这都属于心性论的范畴。 刘宗周将“独”的本体性与“慎独”的工夫合一，“慎独”即本体即工夫，并强调“静存”的道德修养途径，因此，“慎独”是最重要的道德修养方式。刘宗周纠正了阳明后学或流于玄虚或流于天然率性的弊端，主张将本体与工夫打合为一。强调本体是主脑，不识本体，工夫就会无处下手；只谈工夫，本体就会流于玄虚。本体与工夫是体用一源的关系。 刘宗周晚年将“慎独”归于“诚意”，“独体”亦是“意根”，“意”是心之所存非所发，是人心灵极微处，是心之主宰，对心具有贞定作用，具有好善恶恶的道德品格。“诚意”就是保持内心专一，使性天之理在人心灵极微处自然流行。在日常伦理活动中，心感物而动形成“念”，进而“妄”“恶”丛生，道德层面的“独体”要突破欲望与情识，时刻发挥对“心”的贞定与引导作用，化念归心、迁善改过的最终目的就是成圣。 道德上“恶”之来源，刘宗周谓之“妄”。“妄”不是真实存在的过与恶，而是“过与不及”，是人心陷溺的可能性，它是与“独”并行的，不可根除。刘宗周对过与恶进行了区分，从过到恶并不是简单的量变过程，他认为“过而不改”形成恶。而“念”在其中起到了质变的作用。“习”是由“知过不改”的“念”积累而成的固化之气。“过与不及”并不是令人万劫不复的深渊，“过与不及”正是“改过”之地。 在刘宗周的思想理论构建上，心与性的合一、本体与工夫的合一，意对心性的统摄，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内在体会至高的道德本体，使得形而上的道德世界与现实的内在主体精神相连接，他提出诚意与慎独的修养工夫，是主体实现至善的途径。 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的道德实践过程，体现了刘宗周对人的主体性与自律性的高度要求。在刘宗周看来，通过“慎独”，人人都可以为圣人。他的“慎独”道德修养工夫，对当时的社会及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明末时期，人心涣散，刘宗周重建道德理性本体，纠正了阳明后学流于玄虚、不实之风。但他执着于以道德来救政治，并企图通过道德自律来正人心的想法，是脱离现实的。刘宗周的“慎独”道德修养工夫，在现代依然给我们的道德建设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对于强化个人的道德自律意识、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促进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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