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本研究根据资源-增益-发展理论观点和《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理论框架，旨在了解重返工作的中青年乳腺癌患者工作投入现状及影响因素，探讨家庭-工作增益在家庭弹性与工作投入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癌因性疲乏在家庭弹性与工作投入间的调节作用，为制定提高重返工作的中青年乳腺癌患者工作投入的干预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设计，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于2021年11月～2022年12月对山东省济南市某两家三级甲等医院205名重返工作的中青年乳腺癌患者进行线上或线下问卷调查。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家庭弹性评定量表中文简化版(ShortenedChineseVersionoftheFamilyResilienceAssessmentScale,FRAS-C)、工作家庭增益问卷(Work-FamilyEnrichmentQuestionnaire,WFEQ)、癌症疲乏量表中文版(ChineseVersionofCancerFatigueScale,CFS-C)、工作投入量表(UtrechtWorkEngagementScale,UWES)分别评估乳腺癌患者的一般资料、家庭弹性、家庭-工作增益、癌因性疲乏和工作投入现状。采用统计软件SPSS23.0进行数据分析，主要的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 结果: 1.重返工作的中青年乳腺癌患者工作投入的总分为(53.68±14.40)分，条目均分为(3.58±0.96)分，奉献、活力、专注三个维度的条目均分分别为(3.78±1.07)、(3.62±0.93)、(3.37±1.09)分。 2.单因素结果显示，活力维度总分在当前工作年限(F=2.932,P＜0.05)、每日工作时间(F=4.892,P＜0.01)、工作满意度(F=6.986,P=0.001)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奉献维度总分在当前工作年限(F=3.853,P＜0.01)、职位层级(F=3.972,P＜0.05)、用工性质(F=3.936,P＜0.05)、工作性质(F=4.430,P＜0.05)、工作满意度(F=11.813,P＜0.001)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专注维度总分在当前工作年限(F=4.226,P＜0.01)、每日工作时间(F=3.254,P＜0.05)、工作满意度(F=4.792,P＜0.01)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工作投入总分在当前工作年限(F=4.084,P＜0.01)、每日工作时间(F=4.026,P＜0.05)、工作满意度(F=8.289,P＜0.001)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3.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弹性、家庭-工作增益与工作投入得分两两显著正相关（r=0.266～0.343,均P＜0.01）,癌因性疲乏总分与家庭弹性总分（r=-0.250,P＜0.01）、工作投入总分（r=-0.268,P＜0.01）分别显著负相关。 4.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工作增益在家庭弹性与工作投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为0.091,95％置信区间[0.035,0.173],间接效应占比为29.07％。 5.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癌因性疲乏在家庭弹性与工作投入间起负向调节作用,调节效应值为-0.092,95％置信区间[-0.117,-0.067]。 结论: 1.重返工作的中青年乳腺癌患者工作投入处于中等水平。 2.当前工作年限、职位层级、用工性质、工作性质、每日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显著影响重返工作的中青年乳腺癌患者工作投入。 3.家庭弹性可以通过正向影响家庭-工作增益进而提高重返工作的中青年乳腺癌患者的工作投入水平;癌因性疲乏可以调节家庭弹性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家庭弹性与工作投入的关系随癌因性疲乏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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