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刘勰的重要知识资源之一，《春秋》经传对其经史思想与文学理论影响深刻。首先，《春秋》学由两汉发展至南北朝，经历了《左传》势力逐渐扩大，《公羊》《榖梁》势力逐渐衰退，《左传》与《公》《榖》相争逐渐演变为南朝宗杜、北朝宗服相异的过程。刘勰的《春秋》学与《左传》学取向与南朝经学学风相一致，具有以《左》为主、兼采《公》《榖》，以杜为主、兼采贾服的特点。 其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独立与蓬勃发展的影响下，刘勰格外关注《春秋》经传的史学性质，不仅将《春秋》《左传》视作春秋时期的史书代表，同时还具体探究《春秋》经传撰史言辞、体例、编年体制、直笔实录与尊贤隐讳等方面的特点，并将这些特点作为撰写史书的原则与评价史书的标准。 再次，刘勰自觉将《春秋》学命题转化为文学理论命题。其一，在《春秋》学者强调体例的传统尤其是杜预“三体五例”说的影响下，刘勰强调体例在文章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并自觉为《文心雕龙》建立“纲领”“毛目”的完备体例。其二，刘勰借助《左传》“立言不朽”说思考子学与文学的意义，突出诸子之书“立言不朽”的特质，以撰著子书的态度写作《文心雕龙》，强调文章创作具有显名不朽的重要价值。其三，《春秋》经传的褒贬大义启发刘勰重视文章的道德价值，刘勰既要求文章具备褒贬劝戒的功用，又要求文辞与文章的道德意义相一致，为提高文章道德价值服务。其四，刘勰借助《左传》资源论述“志—言—文”关系，一方面提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突出“志”在文章创作中的决定性地位，另一方面强调“文以雕缛成体”，重视文辞修饰，同时又以情志、经典、风骨等因素规范辞采，使雅丽文辞与饱满情志一同达到“志足文远”的标准。 同时，刘勰充分发掘《春秋》经传的文体资源。为支持宗经思想，刘勰建构了后世文体均源自五经的文体溯源说。基于《春秋》经传的史书性质与对盟辞和檄文远多于其他四经的记载，刘勰提出“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且，在“释名以章义”“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体论诸方面，刘勰广泛利用《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的文体资源，论述各种文体的特征、发展历程与写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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