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为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加速阶段，多数农民工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半城镇化”状态，尚未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提质增效乃至整个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政府陆续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将加快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提升至国家重大战略高度。新生代农民工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和城镇化的主要参与者，对这一群体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自然成为了目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住房作为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和主要成本其发挥的影响正在日益加深。自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城市住房市场飞速发展引致房价压力高企，而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也造成了租房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并且，租购市场长期失衡也导致了租购价格偏离趋势加强，造成新生代农民工负担的租房与购房成本的分化趋势愈加明显。在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背景下，坚持“房住不炒”政策导向、积极推进租购并举，促进住房市场实现整体协调发展，为外来劳动力融入城市创造有利住房条件，对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推进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是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本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本文将住房负担对城市融入的影响细化至房价压力、房租负担两方面，并就如何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推动市民化、新型城镇化进程展开了系统性研究。首先，通过归纳总结国内外关于住房负担、城市融入等相关文献，梳理提炼本研究所涉及的经典理论，系统阐述住房负担影响城市融入的理论机制，进而奠定了本文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采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及住房负担数据，从实证层面检验了房价压力、房租负担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本文提出的消费水平、阶层认同、定居意愿、家庭化迁移四条理论机制进行了相应检验。随后，展开了租房性质的调节效应检验以及基于个人和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对本文研究主题进行了深化拓展。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今后可进一步拓展深化的研究问题和领域进行了展望。 本文研究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整体偏低，各融入维度之间发展失衡，严重制约了市民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立足于住房租购差异视角，本文从房价压力与房租负担两个层面探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处于较低水平的原因，得出房价压力上涨对城市融入产生了显著抑制效应，而房租负担增加则对城市融入发挥了明显促进作用；并且随着城市融入分位点的提高，两类住房负担带来的影响均呈逐渐增强趋势；（2）从影响机制检验来看，房价压力主要通过消费水平、阶层认同、定居意愿、家庭化迁移等渠道来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而房租负担则是通过上述四条渠道对城市融入传递正向影响；（3）调节效应检验得出，正规性租房、保障性租房在房价压力、房租负担影响城市融入过程发挥了显著调节作用，也即两类住房负担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会因租房性质差异而表现出明显区别；（4）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高度异质性，本文基于个体差异及地区差异展开了异质性分析，得出两类住房负担对于不同性别、学历及就业身份特征群体，以及流入不同地区群体的城市融入状况产生了明显差异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妥善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住房问题是当前政府提高城市融入水平，推进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关乎人口质量红利的释放乃至整个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体而言，一方面，政府应坚持“房住不炒”主基调，根据地方实际因城施策，制定差异化的房地产调控策略，同时实施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政策，进而为新生代农民工基本购房需求的释放提供政策支持，有效缓解房价对外来人口城市融入造成的安居压力；另一方面，应积极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通过引导鼓励多主体参与住房租赁市场建设，促进租赁企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加快形成租赁住房多渠道供应与规范运营模式，同时以立法形式确立租购同权，保障承租人享受同等公共权益，进而扭转“重购轻租”住房消费观念、推进租购并举住房格局形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以租房实现安居融入提供制度支撑，同时也一定程度缓解了城市购房需求过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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