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逐渐步入成熟阶段，数字贸易的发展成为提升各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不可小觑的重要因素。研究数字贸易与一国全球价值链位置之间的关系，分析两者之间的规律，能够更为直观地展现一国数字贸易水平，为其制定贸易发展策略提供现实依据。 本文基于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4-2020年的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数字贸易评价体系，对30个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指数进行排名，并根据Kooman、Antras的研究，计算得到30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和上游度指数，实证分析数字贸易对一国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水平对一国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是先抑制后上升的，数字贸易前期发展所造成的大额建设成本会使全球价值链位置受到抑制影响，而后期释放的数字贸易红利，会使促进作用大于抑制作用，全球价值链位置逐渐提升；制度质量会正向调节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良好的制度质量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优质的外部环境，提升企业生产效能，实现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提升，推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上升；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亚洲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贸易水平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表现为显著抑制，尚未达到释放红利的临界值，促进作用相对不明显。本文根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基于创新、制度治理、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等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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