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末东北地区出现了近代报刊，这些报刊的出版与发行，一部分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与发展，一部分是殖民侵略的产物。日俄战争后，《朴茨茅斯和约》将满洲东北分为南满洲和北满洲，以长春为界。1906年，俄国中东铁路管理局创办了《远东报》。之后日本在奉天创办了《盛京时报》，它的出现意味着日俄两国无硝烟的新闻界之战开启。《盛京时报》和《远东报》的政治目的便是抢占舆论阵地，配合政治斗争。 不同于普通疾病，疫病具有感染性，在民众接收信息匮乏的清末，瘟疫的来临和蔓延往往造成极大的伤害。从古至今，不以个体活动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疫病防治，一直带有强烈的群体性和社会性。作为疫病防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疫病健康传播也同样不仅仅与局部的个体发生关系，而是与各种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环境密切相关。鼠疫是近代中国数多疫灾中属于极具破坏力的瘟疫类型，清末民初时期东北地区暴发多次鼠疫，其中1910年10月暴发的东北鼠疫危害最大，造成约4.5万人至6万人丧生。 日本和中国在日俄战争后便积极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导地位方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对抗，1910-1911年的这场东北鼠疫是清朝末年的一次重大的社会危机，初生的近代报刊媒体在当中发挥了疫情预警与防控功能。由此，本文的目的就是借助日、俄不同殖民利益代表报刊的鼠疫报道分析鼠疫防治的话语竞争，探讨清末媒介在鼠疫防控中的功能和作用，从而试图勾勒真实的清末防疫史。本文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申报》《盛京时报》《远东报》鼠疫报道主要议题类型和各自的特点是什么？《申报》《盛京时报》《远东报》清末东北鼠疫报道的话语呈现什么样的竞争？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报刊媒介在鼠疫等传染病防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以《盛京时报》的1464篇报道、《申报》的403篇报道、《远东报》的342篇报道为样本，在研究方法上使用了内容分析、文本分析、比较分析法，将话语视为传播与社会之间联系的纽带，解读鼠疫传播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探析百年前中国鼠疫防治话语呈现的社会图景。 第一章先是分析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口与社会、铁路交通、殖民利益等共同交织的复杂地缘政治，后介绍了清末鼠疫的宏观历史背景，将1910-1911年东北鼠疫置于微观层面，分析报道的周期性特点和整体风格。第二章围绕三份报纸鼠疫报道主要议题类型展开共性分析，分析鼠疫报道的总特点，包括编辑风格和疫病话语两种。第三章为三份报纸在东北鼠疫疫情上的话语竞争，试图通过考察文本的报道基调，研究背后的舆论博弈。中国在当时的话语竞争上表现为争取自主审查权，实现卫生建制，日本为报道政府活动，污名化俄国形象，俄国为报道俄国人员牺牲，以医护人员和巡警为重点展开对沙俄形象的建构。本研究并非单纯地将《申报》在内的报刊视为清末社会传染病信息的记录者，而是将媒介本身视为公共卫生治理的参与主体，也并非探讨单次鼠疫，而是在频发的近代中国鼠疫脉络下，聚焦于1910年末的东北的鼠疫，探究同时期其他报刊关于鼠疫的报道和在防治中的作为，并进行时序的前后延伸，关照1894年粤港鼠疫和1920年东北第二次肺鼠疫的媒介图景。第四章归纳出媒介在疫病防治中的作用，对媒介呈现的历史意蕴做出分析，通过回溯1910-1911年东北鼠疫的媒介报道和1920年东北第二次肺鼠疫的媒介报道,总体上探讨东北鼠疫媒介报道的特殊性，提出其是特殊时代背景和地理空间下各国争取殖民利益的结果。 整体而言，《申报》《盛京时报》《远东报》主要通过1910-1911年鼠疫消息、评论等内容，构筑起承上启下的传播网络。《盛京时报》塑造日人的亲民形象，刻画了较为负面的俄国形象和毁誉参半的清政府形象，《远东报》肯定了中国防疫中做出重大贡献的“鼠疫斗士”伍连德和东三省总督锡良，但对清政府在满洲瘟疫过程的不作为做出了批评，存在些许替俄人过度防疫辩护的倾向。《申报》作为全国性的民营大报，由发生在本埠的检疫风潮起展开对东北鼠疫的系列新闻报道。这三份报纸共同扩大了疫情信息的传播范围，不过由于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参与主体，在呈现社会话语的同时，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媒介立场，也建构着社会话语，三方态度表现为杂糅、暧昧，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舆论主导权争夺，最终得出清末报刊在鼠疫中担任了信息的传播者、多方主体行为的监督者和公共管理辅助者角色的结论。 清末是现代哈尔滨公共卫生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关心的鼠疫问题不再仅仅是作为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而是作为一个社会和文化问题，比较中国和西方的医疗系统、防疫系统和健康概念。1910-1911的鼠疫结束后，建立了防疫局，防疫得以制度化，这为启动公共卫生事业提供了一个机会。1912年，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成立（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民国时期，卫生部门的独立、卫生机构的出现和卫生立法的深化，进一步促进了公共卫生权利体系的发展，居民的不良卫生习惯逐渐受到制度的约束，清末的健康卫生观念从幼稚到成长，表现为中国人开始接纳和支持“西医防疫”。 结合他者视角的分析，可以窥见日、俄报刊背后的政治和外交博弈。总体来看，虽然日、俄两国以两种不同的价值倾向对待满洲鼠疫问题，但究其实质都是想以控制疫情为手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体现《盛京时报》和《远东报》报人基于殖民利益的考虑，在报道上持续争取舆论主导地位的价值选择。诚然，报刊舆论博弈的过程也不乏及时、客观地传递疫情信息，这样的媒介报道策略为当下的公共卫生工作带来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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