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进步人士相继创办报刊，从不同地理空间建构以宣传变法为核心的维新舆论场域，编织了以上海、澳门、长沙、天津等多地域中心构成的传播网络。作为维新派的北方舆论阵地，《国闻报》以“求通”为宗旨，与维新舆论场域之中的其他报刊、社会机构、政治团体、官员群体、商业组织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展示《国闻报》在“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的办报理念下所进行的传播实践活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以严复、夏曾佑、王修植为核心的主笔群体的变法主张，也代表着北方知识分子在维新运动中的政治参与。 论文共分五章，通过全面梳理《国闻报》1897年至1900年的报纸内容，尤其是代表《国闻报》主笔群体立场的论说，全景化地展示百日维新前后，以及《国闻报》产权转让等发展阶段下《国闻报》变法主张的变迁过程。以《国闻报》的新闻内容，尤其是论说板块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以维新运动与《国闻报》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历史节点为划分依据，以时间链条构成行文体系，以《国闻报》变法主张的嬗变作为逻辑脉络，对1897年至1900年《国闻报》的新闻活动、演进变化、阶段特征、历史作用等进行系统性论述,由此呈现《国闻报》新闻内容参与建构维新舆论场域的历史图景，并通过其他文献史料，考证并还原《国闻报》主笔群体对于权力的认知变化，进一步探讨导致《国闻报》在维新舆论场域中产生内在矛盾的形成机制，同时在场域理论框架下论述维新舆论活动从鼎盛至消解的内在因素。 第一章立足于天津的城市文化，探讨天津城市因素对于《国闻报》创刊和报格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列强对晚清中国的侵略，极大加深了民族危机，故而在“救亡图存”的语境下，《国闻报》主笔群体决定通过办报参与变法运动，借助舆论力量推动国家的全面革新。另一方面，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晚清中国殖民侵略的加深，天津在开埠的同时也相继设置“九国租界”，此时中外交涉成为天津主要的城市属性，这进一步推动了天津成为“会通中西”的信息中心，为《国闻报》的新闻生产提供信息来源。基于天津的城市文化，《国闻报》的新闻报道呈现在地化特点，对于天津的社会新闻表示关切，亦在新闻中体现了对于底层民众生活和女性解放的关注。 第二章关注百日维新之前的新闻内容，旨在揭示《国闻报》主笔群体参与建构维新舆论场域的早期实践活动。《国闻报》主笔群体立足中国传统经典学说，将西方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应用于社会变革之中，以此论述变法对于治国的必要性，鼓励社会各界在历史经纬上重新审视“旧制”与“新法”。基于此，《国闻报》将激发商业活力的经济话题与改革教育体系的教育话题，作为传播维新思想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国民改造”“教育变革”“兴商兴业”三方面提出代表性的变法主张。 第三章将视野聚焦百日维新期间，《国闻报》将解读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和提出本报的变法主张为建构维新舆论场域的主要新闻生产活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国闻报》在维新派的维新思想基础上，将支持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和促进维新派内部团结视作建构维新舆论场域的基石，围绕“教育强国”“思想启蒙”“社会变革”“政治强国”四方面，提出新的变法主张。随着维新派内部矛盾的激化，《国闻报》主笔群体将调和矛盾、企盼团结视作当务之急，希望通过报刊团结维新派内部，以达到推动维新变法视作当务之急。《国闻报》主笔群体在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础上，重新定义维新派的政党属性，也据此提出带有“党报”色彩的报刊理论。同时，“通中外”的语境，促使《国闻报》关注国际因素对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不过，《国闻报》与维新派其他报刊在维新舆论场域内部仍然存在意见分歧，这也是双方在争夺场域之中的文化权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四章从“变迁”的视角，审视戊戌政变之后，《国闻报》产权的变迁、言论导向的变迁、报馆命运的变迁，以此深层次地揭示戊戌政变之后维新舆论场域的变迁与解体过程。针对戊戌政变、康梁流落海外、义和团运动等历史事件的言论，产权转让前后的《国闻报》呈现从式微到激进的“变迁”的趋势。首先，产权完全转让之前的《国闻报》仍旧无法摆脱政治因素对其言论的制约，其仍需为自身安全考虑。其次，当守旧派试图全面否定百日维新成果之时，《国闻报》主笔群体坚决地站在守旧派的对立面，并以言论表达抗议。但是，这却进一步激怒了守旧派。《国闻报》主笔群体不得不将《国闻报》的产权转让至日本人西村博。在西村博手中，《国闻报》成为日本外务省在华的宣传工具，其激进的言论与改革派的面貌成为西村博等人攫取政治资本的工具。 第五章在全面回顾《国闻报》办报历程的基础上，认为维新舆论场域的解体与报人对于权力的依赖及报人的内在矛盾息息相关。基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权力（亦或是资本）与惯习是构成场域的基础。《国闻报》主笔群体牵涉的复杂人际关系，在为其提供获得舆论权力机会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维新舆论场域属于一个低自主化场域，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场域。在人际关系与场域环境重合的背景下，《国闻报》主笔群体以拉拢守旧派、依靠洋务官员的政治方针，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反映了维新报人既依赖传统政治体制，又寻求改变旧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随着事态的恶化，这种内在矛盾进一步抑制了《国闻报》主笔群体参与争夺文化权力的决心，亦导致其言论无法全面地表示该群体对时局的看法。维新舆论场域在外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的干预下，最终走向解体。 综言之，对《国闻报》与维新舆论场域关系的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了维新舆论动员活动变迁的内部因素。在学界长期以来更为关注维新运动外部因素研究的基础上,转向从内部探讨具体新闻生产活动的变迁过程，以此展现《国闻报》的人际网络及资本运作等多重关联情形，由此分析“台前”与“幕后”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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