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人才竞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了农村家庭的重中之重。但由于长期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城乡学校在教育资源方面存在差异性。在教育布局调整、教育责任外溢以及家庭目标转变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家庭为了实现阶层流动，选择将子女送进县城寻求优质的教育资源。 近年来，年轻女性逐渐成为陪读的主力，关于陪读女性的既有研究较多关注城市内的母职研究，对于农村女性的关注点多为焦虑情绪缓解研究。为了研究农村家庭的性别分工机制以及女性在陪读中的母职行动，本文借助帕森斯的单位行动框架，从行动目标、形式以及情境三方面探讨农村女性的陪读行动。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分析陪读女性的母职行动，深入了解农村家庭决策背后的分工机制。 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家庭由年轻女性跟随陪读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在家庭比较优势的权衡下，女性的经济创收能力更弱，为了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女性更适合照料家庭。其次，在社会文化体系的影响下，关于女性的角色期待决定了照顾家庭是她们的本职工作。最后，在性别意识的规训下，她们愿意主动承担照顾家庭的职责。第二，农村女性在陪读生活中的母职行动具有独特性。不同于城市女性的母职经纪人角色，由于受到资源和能力限制，农村女性更多以“助手”、“保姆”角色参与子女的教育生活。她们在生活上为子女提供后勤服务，在教育上充当学校的教育助手。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她们，在无酬的照料劳动中，面临潜在的价值危机，她们的劳动价值与子女的学业成绩挂钩。为了应对危机，她们一方面通过兼职工作获取收入，改变被动等待“接济”的局面，另一方面用维护的话语肯定自己的价值，为自己的劳动价值正名。第三，陪读对女性个人生命历程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陪读将女性的身体禁锢在子女的学习生活空间中，将她们的精神上与子女的学业成绩捆绑。暂时的回归家庭可能导致她们职业生命的终止，致使她们抗风险的能力减弱，失去收入的她们难以抵御各种可能的风险，从而可能导致她们的现实处境变得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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