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通过整理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湖北疫病流行情况，并梳理不同时期国家、地方政府、民间力量及中医药在湖北疫病治理中的不同举措，明确不同群体对疫病治理的不同影响及中医药防治疫病的重要作用和特殊贡献，以对当今疫病防治提供借鉴参考。 方法: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文献研究法主要通过图书馆、电子资源数据库等途径查阅相关文献，搜集湖北疫病流行及抗疫相关资料。通过定量分析法对不同时期湖北疫病流行情况、时空分布等数据资料进行总结分析。定性分析法中先使用因果分析法分析总结不同时期疫病特点相应成因，再使用比较分析法对比不同时期疫病特点及防治。 结果:（一）晚清时期，湖北疫病年均发生0.67次;疫病时间分布以春夏秋三季为主，夏秋尤甚;空间分布呈东多西少特征。疫病治理中，国家治理举措较少，救助有限;地方政府承担领导疫病治理主要责任，开展了医疗及食物救助、开设救济机构、开展疫病预防、祭祀祈祷等系列措施;民间力量积极开展施医赠药、捐建义仓、施粮赈民、捐棺瘗埋、捐办民间善堂、开办慈善机构等救助活动。中医药是晚清疫病防治主力军，田宗汉、宝辉、杨际泰等医家发展了中医药疫病防治理论。（二）民国时期,湖北疫病年均发生12.55次;疫病在抗战前、抗战时及抗战后发生次数分别为192次、219次、66次;时间分布仍以春夏秋为主;空间分布鄂西地区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疫病治理中，国家主要从疫病防治制度及机构上开展相关活动;地方政府治理从建立卫生行政体系、制定防疫法规、建立防疫机构、注射预防疫苗、建立医疗机构、开展卫生清洁及宣教活动等多方面展开;民间力量积极开展施医送药、开办救济院、开设慈善医疗机构等救助活动。中医药仍是民国时期疾病防治重要手段，冉雪峰等医家对疫病防治提出新见解，中医药在困境中持续发展。（三）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疫病年均发病率在20世纪70年代最高，90年代后趋于平稳。不同类型传染病年均发病率中，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50-80年代位于第一,肠道传染病90年代后位于第一，呼吸道传染病从70年代后开始下降于21世纪上升，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90年代后被纳入法定传染病，年均发病率相对较低。传染病年均发病率顺位变化中，疟疾、麻疹、痢疾50-70年代位于前三，肝炎、肺结核、痢疾、梅毒80年代后位于前三，百日咳、流脑、出血热80年代前位于前五，淋病、梅毒90年代后开始位于前五。新中国通过法规建设、疫病防治机构建设、爱国卫生运动、重视中医药等措施逐步建立疫病防治体系;地方政府进一步完善地方疫病防治体系，开展建立疫情检测及报告体系、普遍性预防接种、建立卫生防疫机构、爱国卫生运动及中医药防治等系列措施;民间力量在疫病救助中起参与配合作用。中医药不断发展，在湖北疫病防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其优势显著，中医药已成为当代传染病防控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结论:（一）疫病流行受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和谐稳定的社会才能有力应对疫情。（二）疫病治理需国家、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三者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国家承担统筹领导重要角色;地方政府是疫病治理主导者，对疫病治理起主要责任;民间力量既是疫病治理的补充力量，亦是治理措施的实施对象，对疫病治理效果有重要影响。（三）中医药在古今疫病防治中均有重要作用，对疫病防治具有明显优势，在“后疫情时代”疫病防治中应进一步发挥中医药优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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