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数字化转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我国政府对发展数字经济也极为重视。收入分配也是当前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本文尝试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和金融结合的产物，能够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继而影响各要素的收入分配。 为了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利用2007-2020年的企业财报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探讨数字金融对于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得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果。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数字金融变量及其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构建了调节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之后，本文通过多维度采用数字化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指标替换原变量与重新处理样本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时，本文选取工具变量法和滞后一期相关变量的做法，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仍保持一致。 在机制分析方面，本文从生产率效应、企业创新和人力资本结构变动三方面进行探讨。对于生产率效应，首先把基于LP法计算得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引入回归模型，得到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果，然后利用已有研究成果阐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对于企业创新,本文把企业创新投入强度作为代理变量引入回归模型，得到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强度的结果，而后按照企业创新投入高低进行分组回归，最终结果表明创新投入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越大。对于人力资本结构变动，本文通过使用员工数量和人均薪酬指标证明了数字化转型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之后，从员工职位高低和技能高低两方面对内部人力资本结构变动进行探讨，最终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普通员工收入份额，缩小了内部收入差距，提高了高技能员工的占比，优化了人力资本结构;综合规模和结构两方面来看，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方面，处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非国企的促进作用略大于国企。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第一，政府可以统筹数字经济发展方向，着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关注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变动，出台人才扶持政策，缓解数字化转型对低技能劳动力的负面冲击。第二，企业应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新业态，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夯实创新能力，保持核心竞争力。第三，对劳动者来说，要不断提高自身教育水平和知识素养，与企业一道融入数字化浪潮，适应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