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全国各地要坚持“环境优先”的发展战略，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高度警惕和全力防范生态环境领域存在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落实关键在于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要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快绿色转型步伐。但是企业绿色转型会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且企业的根本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的成本、效益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企业绿色转型开展的主动性和实施成效。因此，如何提高企业绿色转型，不仅关系着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投资者行为和政府导向，是社会各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本文利用沪深上市的重污染企业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按照研究问题－研究现状－基础理论－实证分析－政策建议为主线展开，严格界定企业绿色转型、企业环境战略、政府环境规制、企业环境成本、企业发展绩效等概念；分析现有的制度背景，包括环境环保政策演变历程，主要分为萌芽起步、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精准从严等四个阶段，“督企”和“督政”的相关政策；采用文献综述法、内容分析法、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等，实证检验了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以及其成本经济效应。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在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方面的研究结论：第一，环境战略有利于企业绿色转型的提升，与实施较差环境战略的企业相比，实施较好环境战略的企业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从作用渠道视角分析，环境战略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压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从而对企业绿色转型产生有益影响；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污染程度以及在新环保法实施前后环境战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第二，排污费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环保补助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董事会规模、市场化程度能够分别缓解排污费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的负向关系。但是二者不能显著强化环保补助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股权集中度高、成长性较低的企业，排污费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环保补助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效用更为明显。第三，企业环境战略在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的中介作用方面，排污费通过抑制企业环境战略从而抑制企业绿色转型；环保补助通过促进企业环境战略强化企业绿色转型。从分组检验的结果看，环境战略在排污费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的中介作用仅在高股权集中度企业、低成长性企业中发挥作用；环境战略在环保补助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的中介作用未受到股权集中度、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其次，在企业绿色转型的成本效益方面的研究结论：第一，从基准回归看，企业绿色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环境成本；在改变因变量的度量方式、改变计量回归模型、排除干扰性因素等稳健性检验后，企业绿色转型显著促进环境成本的结论仍然成立；从调节效应看，企业规模强化了企业绿色转型与环境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削弱了企业绿色转型与环境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从异质性角度看，位于非三大经济区的国有企业的企业绿色转型更能促进其环境成本提升。第二，从回归结果看，企业绿色转型促进企业的资产收益率、经营现金流的提升，即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作用；从作用路径看，管理者激励、资本密集度强化企业绿色转型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尤其是管理者激励的正向强化作用更明显；不同企业绿色转型内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来看，相比于绿色技术转型，绿色管理转型更能提升企业绩效。此外，在经济发达、环境规制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管理者代理成本较低的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第三，企业环境成本在其绿色转型与企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方面，企业绿色转型通过企业环境成本对企业绩效产生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环境成本在国有企业绿色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环境成本在企业绿色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仅在非三大经济区中发挥作用。 最后，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我国绿色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本文在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成本效益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现有政策，从政府、企业、社会三个层面对提升企业绿色转型效率提出相应的建议。具体地，在政府层面，加强环境执法力度，保障政策有效实施；优化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理性面对污染企业，争取做到精准施策。在企业层面，重视企业环境战略、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增加企业环境成本，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注重绿色技术转型，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在社会层面，重视金融机构的助力功能；加强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合作；转变社会公众的绿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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