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所研究的先秦两汉时期的“乐舞文学”，主要指配合舞蹈的歌辞。本文研究的对象包括《诗经》中的“三颂”（《商颂》《周颂》《鲁颂》）、《楚辞》中的《九歌》以及《乐府诗集·舞曲歌辞》中的五篇汉代舞歌（《圣人制礼乐篇》《巾舞歌诗》《后汉武德舞歌诗》《俳歌词》《淮南王篇》）。由于目前对于先秦两汉相关作品的研究尚未与音乐、舞蹈进行充分结合，对于《舞曲歌辞》中汉代乐舞歌辞的研究也不够完善，先秦两汉乐舞文学还有值得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运用大量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专门研究与总结先秦两汉乐舞文学，并有针对性地考察与文本相结合的乐舞的舞容、乐器等舞蹈形式，不仅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还原乐舞文学在当时进行表演的动态情景，也能够体现乐舞文学在传播中所呈现的鲜活性。在揭示、呈现乐舞的基础上，更好地解析、表达“歌、乐、舞” 一体的诗歌作品的原生形态，从而更全面地解读先秦两汉“歌、乐、舞” 一体的文学作品。 本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对《诗经》中的乐舞文学“三颂”进行具体考察，分别研究《商颂》《周颂》《鲁颂》所涉及的音乐与舞蹈形式。在对于《商颂》的研究中，主要通过作品文本与各类资料考察了《商颂》乐舞的主要乐器与舞蹈元素。在对于《周颂》的研究中，重点对于《大武》乐舞进行考察，对于其具体篇目及次序进行辨析，分析了《大武》“奏无射，歌夹钟”的音乐形式，并在总结文献记载与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分章详细梳理了《大武》乐舞的舞蹈内容。同时，还考察了《周颂》仪式乐舞与《鲁颂》仪式乐舞各自的特点和《鲁颂》乐舞在继承《周颂》仪式乐舞的基础上可能存在的变化。 本文第二章对《楚辞》中的乐舞文学《九歌》进行具体考察。《九歌》是经过屈原艺术加工的先秦巫歌，共有十一篇，按照所祀之神的不同可分为三类:迎神与送神曲、单独的祀神曲、神与神或人与神的恋歌。《九歌》乐舞的音乐形式是较为丰富的，这是指《九歌》包含了多声部合声以及两种不同情况的转调，还有多种伴奏乐器的参与。《九歌》乐舞所使用的舞蹈道具包括先秦巫术乐舞所使用的旌旗、花草，以及先秦武舞、剑舞所用的武器，还可能包括面具、景观与坐骑。配合道具的乐舞动作则包括飞翔动作、武舞动作、祭祀动作，还有许多展现情绪的表演以及舞者间的互动。 本文第三章主要参考传世文献及以汉画像石为代表的汉代考古资料，对《乐府诗集·舞曲歌辞》中的五篇汉代乐舞歌辞，即《圣人制礼乐篇》《巾舞歌诗》《后汉武德舞歌诗》《俳歌词》《淮南王篇》分别进行具体考察，其中《圣人制礼乐篇》《巾舞歌诗》《俳歌词》《淮南王篇》属于汉代杂舞，《后汉武德舞歌诗》属于汉代“登歌”雅舞。《圣人制礼乐篇》最有可能属于执木铎的文舞，与《大武》关联不大，在确定《圣人制礼乐篇》的主题后，就可以对文本内容进行重新梳理。《巾舞歌诗》作为歌辞所配合的汉代巾舞在舞容上还有需要详细辨析之处，本文考察了汉代巾舞与长袖舞、建鼓舞、白纻舞的关系，并对《巾舞歌诗》所使用的乐器与相关舞容也作了说明。《后汉武德舞歌诗》作为汉代“登歌”乐舞继承了前代“登歌”（“升歌”）乐舞的特点，并且由于其主要模仿《周颂·清庙》，可从中见出《后汉武德舞歌诗》的主旨及舞蹈内容。《俳歌词》作为汉代百戏乐舞中的俳谐戏，具有百戏乐舞的特点。本文分析了《俳歌词》的歌辞文本，将其与梁三朝乐俳技的舞容进行对比，可知二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同时，结合汉代考古资料，对《俳歌词》的侏儒戏与角抵戏形式作了具体考察。《淮南王篇》的主题表明在汉代应当也有求仙主题的乐舞，本文结合考古资料梳理了汉代的求仙乐舞形式、动作，总结了《淮南王篇》、拂舞与求仙乐舞的关系，并整理了《淮南王篇》的舞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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