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和移动通信设备在工作场所的普及，企业迎来了办公变革的新时代，员工通过移动通讯设备进行工作联系逐渐成为职场中普遍的现象。国内外学者将员工利用移动通讯设备，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场所回复工作消息、处理工作任务等行为统一概括为工作连通行为。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致使员工大规模开展线上办公，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企业在特殊时期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工作连通行为也逐渐被组织滥用，员工正在被组织的“隐形加班”期望所支配，长期处于“24小时连通”的工作状态，工作和非工作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使员工的家庭生活备受工作领域的压迫，引发员工感到焦虑和压力等消极情绪，从而易激发员工从事消极行为，不利于组织未来的发展。因此，研究工作连通行为对员工亲家庭不道德行为的影响，可以促使组织审慎管理工作连通行为，合理规避该行为导致的消极后果。国内外学者对于工作连通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早且较为丰富，目前，有关工作连通行为作用结果的研究多数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态度和工作-家庭领域相关因素等，几乎没有涉及个体道德行为的研究。 综合以上现实和理论背景，本研究基于角色理论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索了工作连通行为、工作家庭冲突、亲家庭不道德行为与家庭亲善政策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从中国东部地区某市基层员工中收集数据,通过数据匹配，最终获得446份有效问卷。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工作连通行为对员工亲家庭不道德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家庭冲突中介了工作连通行为与员工亲家庭不道德行为的关系;家庭亲善政策不仅削弱了工作连通行为与工作家庭冲突的正向关系，还进一步减轻了工作连通行为经由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亲家庭不道德行为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工作连通行为和员工亲家庭不道德行为的研究领域，并为组织管理工作连通行为与抑制员工亲家庭不道德行为提供有益指导。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