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董监高责任险（下文简称“董责险”）虽然成立时间较早，但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相对较晚，发展较慢。作为市场化的企业治理机制，董责险对企业治理的影响在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激励监督假说”认为：投保董责险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董事和高管所面对的职业风险，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热情。承保董责险的保险机构会对企业高管进行持续、全方位的监管，抑制他们的机会主义，降低其代理冲突，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而与“激励监督假说”相对的“机会主义假说”认为：董责险为企业高管的行为提供了过度保护作用，会诱发道德风险，加剧机会主义倾向，损害企业的经济利益。随着我国资本制度的市场智能化、监管现代化和惩戒立法化，董责险的发展有了新的契机。2020年新《证券法》推行注册制，大幅提高了董事及高管的违法违规成本，增加了上市企业所面临的诉讼风险。同时，在瑞幸咖啡、康美药业等财务造假风波中，董责险为企业高管规避了巨额赔偿。这些事件引起了人们对董责险的广泛关注。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董责险在新形势下的治理效益进行分析与研究，可以为董责险在中国的发展夯实基础。 基于“激励监督假说”与“机会主义假说”，文章以2008年至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董责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两者的关系展开了研究，从激励与监督两个角度分析董责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并从企业内外多个层面深化拓展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董责险充分发挥了激励与监督作用，认购董责险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从作用路径看。基于监督效应角度分析，董责险能够通过提升企业代理效率，完善企业内部的监督机制，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最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激励效应角度分析，董责险通过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水平，降低管理者风险厌恶倾向，激励高管积极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最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董责险在非国有企业、内控水平较差的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能发挥积极作用。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本文丰富了董责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董责险是一种新兴的外部治理工具，董责险的治理效用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鲜有学者直接考察董责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第二，本文丰富了董责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的研究，拓展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从监督效应与激励效应两个维度出发，研究董责险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探讨不同产权性质、内控水平、市场化水平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第三，本文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切入，验证董责险对企业的治理作用，为上市公司、司法机关和监管部门等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动董责险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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