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界以辩证法为主题的研究非常多，尤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脱离苏联原理教科书以来，学者们对辩证法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果，相比于这些主题，关于辩证法“确定性”方面的讨论却比较少。我们认为，形而上学是片面、僵硬、静止地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之相反，辩证法是否定的、变化的、运动的和迁流不住的过程，因此，似乎很难说辩证法具有确定性。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似乎一旦对辩证法做出确定的言说，它就退回到知性思维的范围中，不复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而如果懦弱地逃避“确定性”的问题，辩证法就成了亦此亦彼、亦真亦假、亦善亦恶的工具，也不再拥有本真含义。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关键在于没有把握辩证法的确定性：一方面，辩证法需要思维对它进行把握，否则，人的意识中就不可能出现辩证法；另一方面，思维所把握的辩证法有其明确的“事情本身”，思维应能动地追随“事情本身”运动的逻辑而一同律动，做到考察“事情本身”的同时又不扰动“事情本身”的进展。 辩证法的主观应用导致辩证法确定性的丧失，诡辩论和怀疑论是两种典型情况，独断论则直接取消了辩证法。诡辩论和怀疑论从呈现的结果看，要么亦此亦彼、模棱两可，要么坚持特定观点排斥相对观点，要么干脆不赞成任何结论，否定一切。片面、相对、消极成了它们的主要特点，两者均缺少作为主心骨的“事情本身”，不可能拥有安身立命的确定性。这与辩证法的全面、清晰、积极的特质截然不同。独断论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原则把握辩证法，辩证法沉沦为脱离思想内容的外在“工具”、“公式”、“方法”，被庸俗化理解为无内容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公式，被解读为三大原理与具体实例的结合。如果辩证法成了空洞无物的结构框架，这并不是辩证法的过错，而是把握辩证法方式的过错，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不可能掌握真实的辩证法。 辩证法确定性的根源是“事情本身”。辩证法关注“事情本身”，要求超出主观性进入“事情本身”。“事情本身”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关系”中，没有与“人”无关的“事情本身”。“事情本身”有其自身发展的道路，意识在把握辩证的“事情本身”时，经历了从最初的直接同一性到最后辩证思维的四条道路。“事情本身”就其不随个体主观任意的意愿而随意变动而言，是超越的，就其离不开主体构造而言，是内在的，它是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事情本身”的逻辑是人类自我意识在哲学上的表达，人类自我意识根植于“人的存在”，辩证法是把握关涉“人的存在”的“事情本身”的逻辑。“事情本身”是辩证的，意识对“事情本身”的把握也必然是辩证的。辩证法的确定性一方面来源于“事情本身”，另一方面来源于思维的能动把握，需要避免把主观思想代入其中而沦落为主观任意。这两个方面，前者保证了辩证法确定性的可能性，后者提供了获取确定性的方式：如果缺少前者，辩证法的确定性将因为缺少实体性内容而变成主观任意，从而重新陷入诡辩或怀疑论之中；如果缺少后者，就算有实体性内容我们也只能像康德面对物自体时那样望洋兴叹，而成就不了具有确定性的辩证法。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都包括“剧作者”、“剧中人”、“旁观者”这三个元素，三者共同的交织实现了对“事情本身”的把握，如若缺少其一，就不可能获得辩证法的确定性。 黑格尔肩负起批判主观性形而上学和重建哲学的任务，在他看来，哲学的对象是绝对者。伪善是主观性的极致状态，他既揭示了伪善依存的客观根据，又指出了由主观性的最高形态即伪善向客观性伦理世界进展的逻辑，由主观进展到客观不是对主观性的扼杀，而是对主观性的解放。为了走出康德哲学的困境，揭开“自在之物”的面纱，精神哲学经历了从“观察的理性”到“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扬弃自身成为“客观的实践理性”、客观实践的伦理实体进展为精神，这三个步骤，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作为“事情本身”的客观精神。黑格尔的辩证法确定性是“绝对确定性”，“绝对自由”与“绝对确定性”看起来是两级对立，实则两级相通。黑格尔的辩证法确定性不仅有理性的参与，还有生命的体验元素，体验是辩证法确定性的一个隐秘来源。 马克思的“事情本身”是现实的人，有确定性的辩证法是人们现实生活逻辑的展开。马克思首先在存在论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变革：从“自我意识”的人到“现实感性”的人、从“思想观念”的否定到“改变世界”的否定、以及从“思想的普遍性”到根植于“人的存在”的“实践普遍性”。对“虚假普遍性”的揭露与拯救是回归“事情本身”的途径。人们在实践中展开自己的生活并构成历史，唯物史观既不是“历史决定论”也不是“历史非决定论”，由此，马克思的辩证法确定性是“生成化的确定性”，它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规律。作为“剧作者”的“现实生活”遵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异化以及扬弃异化的逻辑；从个人主观利益出发的生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剧中人”所进行的实践活动中构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的客观性；掌握历史规律的“旁观者”引导“剧中人”朝向改变世界从而使人获得独立自由而努力。 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持续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信念和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遭受了巨大的冲击。现代哲学家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象和命题是无意义的，其真假性无法在经验中得到证实，只有用科学范式将无限真理限制为有限的知识才能走出理性的狂妄。结果，真理的崇高性失落了，辩证法不再具有合法性，哲学变成了多元化和碎片化形态。现代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又对主客统一的“事情本身”作出呼唤。辩证法的“合法性”平台不在以“物性逻辑”为主导的科学主义范式那里，而在以“人性逻辑”为主导的生命上。马克思辩证法的“事情本身”是现实的人，具有确定性的辩证法是人的现实生活在实践活动中的展开。马克思的辩证法确定性能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分裂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只有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实践活动中，现代性困境才能得到真实的扬弃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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