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灵丘，地处大同市东南端，晋东北边缘。这里臂联平朔，远接晋冀，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重要节点。北魏孝文帝时期佛教开始传入灵丘，佛教由此在灵丘兴盛起来。灵丘明清时期佛寺肇建重修频仍，碑刻林立，这些碑刻为研究灵丘佛教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基于灵丘明清时期佛教碑刻资料，本文以《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灵丘县卷》和《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灵丘县卷续编》（以下简称为《灵丘县卷》及《续编》）中收录的碑刻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知识以及众多学者的碑刻研究成果，通过田野调查法、二重证据法和比较研究法对山西灵丘明清时期佛教碑刻进行六个专题研究即：佛教碑刻概述、佛教碑刻形制、佛教碑刻镌刻制度、碑刻所见山西灵丘明清时期佛寺筹资、碑刻所见山西灵丘明清时期佛教寺院管理体制和碑刻所见山西灵丘佛教与民间社会。笔者探讨本文所列碑刻内容，以期为灵丘地方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材料。 灵丘碑刻资料丰富且集中于明清时期。《灵丘县卷》及其《续编》所标记出的灵丘明清时期佛教碑刻共计50通，这些碑刻在灵丘三镇九乡均有分布，共涉及佛寺26座，其中上寨镇、落水河乡、白台崖乡、独峪乡佛教碑刻数量较多，其余乡镇零星分布。佛教碑刻数量较多的寺院主要有曲回寺、觉山寺和邓峰寺，这些佛教碑刻多为寺院肇建重修类碑刻和功德布施类碑刻，少部分属于田产地契类碑刻，如乾隆四十七年《龙泉寺施舍置买地产碑记》。从整理资料来看，佛教碑刻均为竖形碑；形制多见平首和圆首，明代螭首较多；书体以正书为主，行文格式整齐统一。碑刻资料除了反映当时社会现状和宗教兴衰肇建沿革以外，还在碑文中传递出积德行善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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