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心态史的研究取向强调主体世界与客观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从心态与历史表象等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来推动历史研究。本文即依靠时人日记、书信等私人记述为史料，从心态史的视角对战时知识分子的转变问题进一步拓展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着是否随校内迁的抉择。在民族大义、内迁意愿、现实束缚等主客观因素下，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徘徊、迟疑的抉择过程。战时内迁的颠沛流离，也是学人少有的窘迫经历，抗战之初他们就已遭受到战争的考验。在到达大后方后，随着大后方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的不断恶化，以及战时个体经验的心理困扰。知识分子经历了希望、苦撑待变、人心思变三个时期不同的心态及其变化。这种变化集中反映了战时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的逐渐疏离，以及由“望治”到“思变”心态的动态转变。经济通胀、政权腐化是知识分子心态嬗变的现实条件和表层原因。战时知识分子进一步成长起来的政治意识与民族意识则是其心态嬗变的根源与实质。知识分子心态嬗变的影响最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与国民党政权的逐渐疏离，并且这种影响也延续到了战后，这历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此外，抗战对知识分子身心的打击损耗所造成的知识分子集体性的衰颓状态，也作为一种非结构性的历史因素间接交织在了其心态嬗变与影响之中。 知识分子心态嬗变的根源与实质源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大背景。知识分子怀抱着通过全面抗战彻底实现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期望，即抗战的“革命性”。但战时经济通胀、政权腐化问题的持续恶化，国民党逐渐失去了知识分子的信任与支持，由“望治”转入“思变”，对政权革新的呼声日高，使其与“史迪威-白修德模式”下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和集权相背而行。所以，抗战与国民党战后迅速衰败的关联，并不仅仅存在于易劳逸与方德万两位学者在客观层面所强调的抗战像暴风雨一样对国民党统治结构的打击。知识分子对抗战赋予的革命性一面，也是在暴风雨中所孕育的变革，侵蚀着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认同，并继续推动着战后政局的激烈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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