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全球生产网络和供应链布局面临重塑，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同发展推动了创新要素在国家与地区间的流动与整合，创新资源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与此同时，以国际化、区域化分工和中间品贸易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贸易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单纯依赖进出口贸易总量的传统核算方式来衡量国际分工地位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国内附加值率逐渐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加剧和贸易摩擦的全面升级，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大而不强、全而不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及产业结构长期被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等难题亟待解决。如何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与国内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外双重压力下，由传统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利用创新政策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地位，成为需要破解的重大难题。 基于此背景，本文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为切入点，梳理了创新政策与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相关理论与文献，基于数理推导和演绎推理提出了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在此基础上，基于2000年至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经验分析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效应、传导渠道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在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与回归模型、反事实检验、三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于民营企业、中大型规模企业、非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位于规模较大的港口城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3）渠道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可以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中间品替代效应、融资效应四个渠道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4）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地区市场化水平与金融资源丰裕度可以正向带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果;（5）进一步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并没有以牺牲企业及其所在的行业或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与广度为代价，更多地是通过引发企业由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方式转变的结构效应。本文对于中国积极应对外部冲击、进一步优化创新政策、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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